“三八”节后再说妇女节真义

　　在2015年围绕“三八”节的话语争议中，除了女权主义者，男性知识分子、女大学生等群体之中也有人明确地通过言说和行动，呼唤并捍卫“三八”节之本义——争取妇女劳动权，表现出了更多的主体自觉性。

　　3月10日，《新女学周刊》刊发的《“三八”节，让我们为“打碎锁链”跳舞放歌》一文，介绍了今年“三八”妇女节期间，深圳的女工组织通过“打破锁链”舞蹈、民众戏剧等方式进行纪念，并讨论女工面临的问题。在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讨论女工权益，是“三八”节的应有之义，而《新女学周刊》选择在这一特殊节日里刊发有关劳工的讨论，是再一次提醒社会，“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是权利诉求日，不是商业狂欢日。

　　近年来，围绕“三八”节展开的纪念活动已经成为商业话语、大众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等多元话语之间的冲撞和争议，其背后是如何看待女性角色、价值与权利的观念冲突。伴随着商业话语的大行其道，它渗透到大众话语中，演变成某种形式的全民狂欢，乃至出现要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更改为女生节、女神节、女性节、女人节等的诉求。强调“三八”节为妇女节的女权主义话语显得相对落寞。因此，有人喟叹性别观念的回潮乃至“一朝回到解放前”。

　　但是，在2015年围绕“三八”节的话语争夺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除了女权主义者，男性知识分子、女大学生等群体之中也有人明确地通过言说和行动，呼唤并捍卫“三八”节之本义——争取妇女劳动权，表现出了更多的主体自觉性。

　　一些男性学者对“三八”节的历史追求和精神实质发出鼓与呼。在促进性别平等的事业中，不少男性学者是先驱者、同盟军和支持者。但是，近期一些男性学者关于女博士缺爱、女性的价值是为男性服务等言论让人认识到，关于性别的现代与传统价值观的交锋将长期存在。值得欣慰的是，依然有一些男性学者坚持性别平等价值观。例如，中山大学政管学院何高潮教授在“三八”节当天送给女性朋友的祝福语是“‘三八’节是一个人类进步的节日”，认识不可谓不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副教授更是针对高校的“女生节”现象专门撰文一篇：“童话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别用女生节替代妇女节”。他认为，女生节的设立“是校园女生们在有意地与社会女性切割，或者说，这是校园女生们在进入社会之前刻意营造的童话。”对于“三八”节校园中打出的很多横幅，他表示，青春年少的游戏自己并不反对，但提醒女生们注意，今天的中国离男女平等、劳动尊严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游戏之后还要认识到“三八”节的精神“内争女权，外争劳权”从没过时。

　　另一方面，卢教授所提到的大学女生们，也并不都满足于作为失语的客体，被动接受各种话语言说，“在营造出来的童话里收获一时的快乐和感动”，而是有自己更多样的主体选择。当“三七”女生节在高校渐成常态甚至演变成男大学生通过横幅进行的荷尔蒙竞赛、展览之后，有的女大学生对其中的隐形歧视进行了反击并接手话语权。例如，面对清华男生在打出的横幅“女生过节别犯愁，清华男生来解救——北大妹子一起去看电影吧！”“37女生节一起看电影，对面北大妹子，约否？”北大女生不甘示弱，在清华西门打出横幅“电影只要3块7，北大妹子我能付得起！——3块7请清华汉子看电影”，这无疑是一种主体地位的彰显和主客位的反转。还有的女大学生选择参加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与校园外的其他女性进行连接而非切割。例如，3月8日，一群来自北京高校的女大学生志愿者走进“鸿雁之家”，走近流动妇女、家政女工，以关注和关爱为主题，举办一场庆祝“三八”节的茶话会活动，通过观看反映家政工的纪录片《我们都一样》、给家政大姐赠送代表国际劳动妇女节的“面包与玫瑰”的折叠玫瑰花等方式，去理解“三八”节的精神。

　　这些不同主体通过文字、活动等呈现出来的话语宣称表明，要改变“三八”妇女节这个权利争取日的意义，必将遭到性别意识、人权意识日益觉醒的人们的反抗。

　　(作者马冬玲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