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光明日报·理论·党史·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80年前，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遵义会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一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经过长征途中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酝酿准备，遵义会议的召开成为历史的必然。遵义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归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强大，白区地下党组织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配合不够等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报告，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长篇发言，重点批判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提出今后在军事上扭转危局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明确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在发言中，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而赞成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陈云指出：“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A同志（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最后，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从1932年1月开始，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遵义会议的上述重要决策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开始在中共中央居于主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继续长征途中，2月5日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设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当时，政治委员为“党代表”，具有最后决定权）。其后，鉴于长征中各种军事情况瞬息万变，中央对红军的军事指挥需要集中统一，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地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长征中，新的“三人团”具有红军最高统帅部的职能。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但是在中央领导机关，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政府工作方面，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军事工作方面，他是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同时，由于毛泽东领导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由于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和丰富经验、由于他总结的红军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已经为中央所确认，特别是他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长征中多次提出的军事主张及战略战术，已经被遵义会议所接受。因此，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已处于核心地位。

遵义会议解决了事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问题。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错误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去解决。遵义会议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的红军战略战术基本原则，认为“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周恩来曾回忆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