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王凯捷讲述天津电话局职工的抗战故事
烟台道35号，原天津市电话三局旧址。
天津北方网讯： 如今，手机成了生活必需品，可时光倒退70多年，那时候普通人家根本用不上电话，需要电话的都是重要人物和重要机构，于是电信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让电话局这个重要的机构不落入敌人之手，天津的电话局职工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又慷慨悲壮的“抗交”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天津儿女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甚至是热血和生命，展示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新报与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共同推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本期专门请党史专家王凯捷讲述这个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
地下党组织提早埋下爱国火种
这一次，跟随着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局级巡视员、党史专家王凯捷，来到了和平区烟台道与四川路交口，要知道在78年前，这里还被称为博罗斯道和内比尔道，属于英租界。
现在，人们仍能从这里的建筑感受到一些遗存的英伦气息。如今坐落在烟台道35号的是一家电信运营商，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天津电话三局(也称南局)就在这里。天津电话局在抗日战争前直属国民政府交通部管辖，早期总局设在闸口街，后因战乱不断才搬到英租界内比尔道(今四川路)，这里也是电话三局所在地。闸口街为二、五局，六局在河北区，四局在意租界，八局在河东区。其中，二、三、四局为自动机，其余的都是人工机。
早在天津沦陷前，天津电话局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在工人中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和发展党员的重要阵地之一。1936年春，中共天津地下党特科人员朱子饰(现名朱其文)到电话局工作，担任电话局职工教育班主任。他充分利用职工教育阵地开展活动，借招考话务员之机，吸收了一些地下党员来电话局工作，不久建立了电话局党支部。通过党组织的工作，不仅团结了一批职工中的积极分子，而且争取了一些同情抗日活动的上层爱国人士，如电话局局长张子奇(国民党员)、总工程师朱彭寿等，为日后的“抗交”斗争奠定了基础。
绝不把电话局交给日本侵略者
日军占领天津后，租界以外天津电话局闸口街二、五局，河北六局，河东八局及法租界的电报局先后被日军接管。随后，日伪政权将电话、电报两局合并，成立了“华北电报电话公司”，总局设在芙蓉街、宫岛街口(今和平区河北路十九中对面联通营业厅)，因电话三、四两局在英、意租界内，日军不能以武力接管，成为日伪控制天津电讯事业的一大障碍。
当时的形势是，日军急于接管电话局，电话局局长张子奇在地下党员朱其文等人的影响下，抗日态度比较坚决；英租界当局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既不敢公开抗拒日军，亦不愿让日军控制租界电话。因此，在地下党领导下，“抗交”斗争很快就发动起来了。
在发动和组织“抗交”斗争中，以地下党员为核心的电话工人救国会，在广大职工中就“抗交”问题进行了串联。而当全局职工一致表示“绝不把电话局交给日本侵略者”时，又得到电话局局长张子奇的坚决支持。“抗交”斗争开始后，地下党员朱其文先后六次在职工大会上讲话，鼓舞了职工的斗志。其间，日伪当局曾施加各种压力，但广大职工态度坚决，决不屈服。日伪当局无奈之下只好暂时放弃这一企图，“抗交”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任你千条诡计“抗交”绝不停止
日本侵略者不甘心失败，在同英租界当局及电话总局几次交涉无果后，又先后派出多人到电话局游说，均遭到朱其文等的严词驳斥。1938年1月，刚刚上任的伪市长潘毓桂来到电话局，并要召集全局职工训话，妄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压服职工，造成接管的既成事实。结果遭到职工们的强烈反对和愤怒谴责，潘毓桂只好罢休。
一计不成又施二计，1938年2月，日军下令割断第一区与英租界间的电话线，并运走了全部电信器材，使三局电话与外界隔绝。3月13日，电话局部分职工为老职工郝玉亮送葬时，被日本宪兵逮捕了8人。15日、16日，在日、法租界的路口，日军截捕了多名电话局员工，导致电话局的技术力量遭到破坏。此后，日本特务又指使汉奸潜入租界，打开马路电杆上的电缆分线箱，注入镪水，一度造成电话线路混乱，无法正常通话。日军的阴谋破坏，造成电话局职工的恐慌，工人内部也有人出现了动摇，一些线路工人离开了电话局。
但是，面对日伪当局的威胁恐吓，大多数电话局职工没有屈服，电话局召开全局职工大会，揭露敌人的阴谋，决心斗争到底。会后，在张子奇的支持下，朱其文安排租界外职工携眷属迁入租界，动员老工人推荐亲属、子女来局工作，及时组织技术力量抢修被破坏的设施，对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地区毗邻的“危险区”施工人员采取保护措施，团结争取同情“抗交”斗争的外籍工人等。当时，英方为防止敌人的破坏行为，也派出许多巡捕在分线箱下昼夜巡逻。职工们还在外籍工人的帮助下，把被日伪当局禁运的电话局所需机件、材料，通过海河偷运等秘密方式，使电话局业务得以继续运转。
用生命与热血
捍卫民族尊严
在“抗交”斗争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其中爱国知识分子、总工程师朱彭寿的名字值得被永远铭记。在这场斗争中，他和电话局职工一起，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并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面对敌人在技术上采取的各种破坏手段，朱彭寿一方面在局内成立了短期技术训练班，对新参加工作的职工家属亲自进行培训，结业后立即上岗，从而解决技术力量奇缺的问题，另一方面加班加点亲自带领工人修复被日军破坏的通信技术设施，尽快恢复租界区电话业务，使敌人破坏的目的难以得逞。
由于朱彭寿掌握全局的技术力量，日伪当局曾多次对其威逼利诱，许以高官厚禄，要他交出电话局机线图，都被他严厉拒绝。1939年9月，日本宪兵队特务化装潜入英租界，在墙子河桥头(今南京路与成都道交口)将朱彭寿绑架。面对严刑拷打朱彭寿毫不动摇，最后惨死在狱中。对于日伪当局如此残暴的行为，电话局职工没有丝毫惧怕，继续坚持斗争成为他们悼念同事的最好方式。
对已经离职的电话局局长张子奇，日伪当局也多方搜捕。在地下党的掩护下，张子奇成功脱险。由于地下党员朱其文在“抗交”斗争中公开露面，早已被日伪当局注意，亦准备对其下毒手，由于他时刻警觉，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3年斗争
留下了光辉一页
1940年9月，英、法、意当局迫于压力，将电话管理权移交日伪当局。
电话局职工的“抗交”斗争历时3年多，表现了广大工人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和对敌斗争的勇气。当年，党的《新华日报》曾连续报道了“抗交”斗争的情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有些地方的邮电部门和职工纷纷发出通电，表示坚决支持天津电话局职工的这场正义斗争。“抗交”斗争虽然因为租界当局的屈服而被迫结束，但已造成深远影响，并直接破坏了日伪当局妄图尽快控制天津电信事业的计划，在天津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