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战争史上的新鲜事

16.06.2015  15:11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二战中的中国贡献】

人类战争史上的新鲜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

作者:江宗 赵利国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游击战争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领导了波澜壮阔、广大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日本军事评论家池野清躬指出,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

以弱击强掌控战争主动权

抗日游击战争之初,从数量上看是敌众我寡,从武器装备上看是敌优我劣,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程度,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回忆:蒋在“九一八”事变后说:“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心,指出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是非同小可的事业”。游击战争“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评论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

我党抗日游击队伍的基础,八路军3万多人,只有1万多支过去缴获的杂式枪,每支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新四军只有1.03万人。在这种艰难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游击队避开日军正规战之长,以游击战攻其之短,使日军随时可能被奇袭,却战不得战,防不胜防。日军连吃好多亏后,对游击队由轻视到不敢小觑,最终变得害怕起来。在山西昔阳,一个日本兵曾经向老百姓哭着,在自己周围划了一个圈子,表示他已经被我游击队包围。忻口会战中,刘伯承部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0架,歼日军100余人,削弱了敌空中力量,援助了忻口友军作战。卫立煌盛赞:“像阳明堡的烧毁敌人的大批飞机,截断平型关、雁门关,使敌人不能得到接济补充,对于忻口战争有极大的帮助。”

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初期凭着如此单薄的力量,迅猛勇毅地向日军进攻的相反方向推进,开辟敌后战场,在敌人后方开辟根据地,把敌人后方变成前线,巧妙地运用地道战、麻雀战、交通破袭战等斗争形式,“集中大力,打敌小部”,积小胜为大胜,使日军军心动摇,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力量被削弱,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被打乱,形成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被包围为战略反包围的战略格局,与正面战场夹击日军,盘活了抗战。日本史学家认为,八路军、新四军以“灵活的战术,一步步地削弱、消耗、拖垮了日本军队”。

蓬勃发展成为抗日主力军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停止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将其主要军事力量渐次转至解放区战场。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消极作战,使得日寇集中力量大举进攻解放区。1941年以后,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指向解放区,抗日战争的重担就落在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出动40余万人实施1322次“扫荡”“清乡”,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采取“敌进我进”、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作战方针和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实行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与日伪军作战4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7万余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到1943年,解放区军民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1944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解放区抗击日军比例略有下降。至1945年,在侵华日军40个师团,58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了22个半师团,32万人,占56%。解放区越来越大,至1945年5月,19个大的解放区人口迅速扩大到9550万,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以上,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解放区共歼灭日军527422人,缴获长短枪682831支、轻重机枪1.1万多挺、各种火炮1852门。

敌后战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战争的伟大气魄和高超谋略。早在1940年,日本天皇就对能否战胜中国产生困惑,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对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争给予很高评价:“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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