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两栖人”:农民工的“城市梦”渐行渐近

14.02.2016  16:47

  新华社福州2月14日电(记者郭奔胜、涂洪长、董建国) 又到一年离家时,作为家中“顶梁柱”的刘季荣倍感纠结。这位来自江西省瑞金市的“90”后农民工,之前在福建省石狮市的一家小型服装企业上班,几年的漂泊生活让他最感歉疚的就是与一双年幼儿女的分离。“每年外出都要带一张新拍的全家福,每晚回到宿舍都要拿出来看看。

  归不得的农村、留不下的城市——自农民工现象形成之日起,这样的两难困境就成为每一个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挥之不去的尴尬:乡村盛放不了他们的就业与创富之梦,而融入城市的“高门槛”又让人望而却步。年复一年,他们奔波往还于城乡之间,辗转纠结于家厂两地,被形象地称作“两栖人”。

  “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民工进城缺乏平等、稳定的就业机会以及与就业相连的城市公共服务与福利,就业、就医、就学、住房,哪一样都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拦路虎。”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

  来自闽西农村的张强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厦门打工,在一个叫殿前的城中村租住了8年多时间。这里一度是厦门外来务工人员最为集中的租住地之一。他回忆说:“那时到厦门还要办暂住证,一张50元,仍有很多人办不起。半夜联防队敲门查证,钻床底的、跳窗户的都有,那种景象想起来真让人难过。

  而今暂住证已经成为历史,但农民工辗转城乡间的诸多烦恼并未因此而消解:用工环境改善了,但各种或显或隐的门槛与歧视仍如影随形;工资收入增长了,但吃住行等各项生活成本也水涨船高;过年回家的路比以前顺畅了,但骨肉分离、亲子难聚的难题在短期内仍难以解决。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当前“农民工”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比如就业方向上“退二进三”的比例越来越高,收入结构更加多元,用工环境持续向好,就地就近务工人员日渐增多等。但总体而言,农民工群体的生产生活状况仍然还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善空间。

  “以往农民工的形象或许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建筑工地上的灰工装,而今他们却是充满活力与热情的‘快递小乔’。”朱启臻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与农业、农村之间的关联更为松散,知识水平、学习能力、适应能力等远胜于父辈。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和新的政策环境下,他们对融入城市、扎根城市有着更大预期和更为便利的条件。

  17岁就来福建晋江打工的安徽姑娘李珊珊,如今已是当地一家高档酒店的高管,同时也是晋江市政协委员。目前,像她这样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外来工,晋江全市已经超过300名。李姗姗说:“我们已经成为‘新晋江人’,在这里工作生活非常便利。

  作为东南沿海制造业重镇,晋江外来人口已过百万,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自2011年起,晋江在福建省率先实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赋予持证人员选举权、公职人员招聘、义务教育、社会保险等28项市民待遇。目前,在晋江就读的外地中小学生已占在校生的6成,其中超过90%在公办学校就读。2012年,晋江市还全面放开户籍,提出“无房流动人口也可落户”的创新做法,吸引诸多“新晋江人”落地生根。

  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给农民工带来了实现“城市梦”的春天,类似晋江这样“本外融合、共同发展”的景象正在许多城市成为现实。

  去年颁布的《广州市来穗人员融合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明确提出:5年内,基本实现社会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对来穗人员全覆盖;来穗人员子女同户籍学生一样享受9年义务教育。

  2016年起,我国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规定公民在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有合法稳定的就业、住所、连续就读三个条件之一的,可以申领居住证。包括广大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将在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权益便利化方面迈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朱启臻认为,居住证制度的全面实行,将方便流动人口在城镇和小城市落户,极大降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对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将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但要注意的是,政策红利的释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各地细化落实的进程也会有差异,农民工市民化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我们村里有很多外出打工的人,起点都差不多,几年过去了,有的在县城里买了房,有的在大城市安了家。我还年轻,机会还很多,只要努力,以后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城里人吧。”说到未来,刘季荣不无乐观地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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