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技奖中的“天津现象”

九位院士与南开中学学生

刘东生与南开中学学生座谈

在南开中学求学时期的叶笃正

金怡濂与耀华中学学生交谈

　　我国自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已有25位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这其中，金怡濂、刘东生、叶笃正、张存浩和于敏等5位科学家是天津人，他们5人中3位曾就读于南开中学，2位就读于耀华中学。在全国范围内，高达20%比重的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与天津教育结缘，所占比例之高，被人称为“天津现象”。关注到这一现象的许多人都不禁想问：当时南开和耀华的教育对5位科学家的成长成才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作用是以何种教育方式、教育途径发挥的？对当前我们的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养又提供了哪些借鉴和启示？为了回应这些热点问题，天津教科院原院长张武升及其团队成员王彦力、赵亮、史利平、汪莉等，开始着手研究5位科学奖的成长成才之路。

　　5位科学家其人

　　金怡濂“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

　　金怡濂院士是我国巨型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在双机并行计算机系统的研制以及“神威”和新一代巨型计算机系统设计研制过程中，为我国巨型高性能计算机系统关键技术指标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出了卓越贡献。

　　刘东生“黄土之父”

　　刘东生院士在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贡献为国际学术界公认，使我国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地质学立于国际地球科学的前沿，推动了地球环境科学的发展。

　　叶笃正“气象泰斗”

　　叶笃正院士在气象学和全球变化科学上的理论贡献，被国际学术界公认并得到高度评价。

　　张存浩“中国化学激光之父”

　　张存浩院士作为我国高能化学激光的奠基人、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开创了我国高能化学激光的研究领域，在短波长高能化学激光、化学激光的机理和基础理论研究中取得了多项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果。

　　于敏“氢弹之父”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在原子核理论、氢弹突破和武器化、气态引爆弹装置的突破、中子弹装置的突破、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研究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经过半年的研究，张武升团队总结归纳了这五位科学家的——

　　3类11个“成功因子”

　　第Ⅰ类 个人

　　01

　　远大志向和理想

　　在五位获奖者的个人成长经历中，他们从出生到上学懂事，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他们的亲身体验和所受教育使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树立了立志学好科学知识、通过科学救国、强国的“知识报国梦”。

　　02

　　高尚的人格修养

　　有什么样的学术人格就会孕育什么样的学术成就和学术人才。这五位科学家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都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几换专业。在条件艰苦甚至文革时期不被重视的情况下依然不忘科学报国的初衷，坚定不移。

　　03

　　通识素质

　　他们都不仅在自己所从事科研的领域具有卓越的才能，而且在思考能力、感受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想象创造能力等方面有着全面发展的综合实力。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待人诚恳，助人为乐，具有很强地与他人合作能力，组织能力，在科研团队中发挥了核心引领作用。在他们的获奖公告中都有平易近人、甘为人梯的赞誉。

　　04

　　创新品质

　　在长期的学习和探索中他们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新思维方式。个性化的创新思维使他们在各自的科研领域敢于打破旧的常规模式，独立思考，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勇于挑战其研究领域最大、最难、最复杂的问题，促使他们在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中，形成了不为任何权威所动摇的坚强意志。

　　第Ⅱ类 学校

　　五位获奖者曾在南开和耀华两所历史名校度过了他们的中学时代，南开、耀华学校教育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极具特殊性和重要性。

　　05

　　真正教育家办学

　　南开、耀华之所以能够对这五位获奖者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当时这两所学校均为真正教育家办学的典范。严修、庄乐峰等社会名流对于南开、耀华的创建功不可没，南开中学任36年校长的张伯苓曾经五去日本、四去美国、二去欧陆，广学博取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并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耀华前三任校长中王龙光和赵天麟则分别任职过北洋学监和校长，严松章和赵天麟都具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作为深入研究过教育理论并具有从事教育实践经验的教育家，他们都懂得人才成长和教育发展的规律，对于南开、耀华中学教育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06

　　将立德树人教育放在首位

　　五位获奖者都从南开、耀华的教育中深深懂得了一个人接受教育不应只为了追求自身幸福，还应该追求超越自身的更高生命意义，这种生命的意义追求在于奉献，而不只是获取。南开、耀华教育打破了狭隘空洞“爱国主义教育”的局限，教育学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合自己的各种切身经历不断扩大自己的人生格局，开阔视野和胸襟，树立起教育兴国、光耀中华的超越性目的。

　　07

　　多元学校文化

　　在这些获奖者就学期间，南开、耀华中学都是面向全国招生的，不仅学生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同时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甚至美国、英国、日本等世界不同国家高水平的教师来校任教，汇集起了多元文化的深度交流与融合。多元的校园文化极大地拓宽了南开、耀华学生的视野，增长了他们的见识，为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发挥特长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空间，成为促进学生多样化全面发展的源泉。

　　08

　　独具特色的灵活办学体制和管理机制

　　张伯苓和赵天麟校长之所以能将教育救国的信念贯穿于南开、耀华教育中，使学生们深受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开和耀华学校当时都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他们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和需求，建立起了特色鲜明的办学体制和管理机制。

　　09

　　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

　　让这五位获奖者共同感到无穷受益的是这两所学校所实施的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这两所学校对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给予充分鼓励保护，根据不同需要设计课程教学安排，让学生选择，因材施教。这种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为每个学生成功成才创造了良好条件。

　　10

　　对外开放办学

　　近代天津政治文化和地缘文化的优势不仅使南开、耀华学校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文化，同时也为他们学习西方教育提供了便利。具有美国哈佛博士学位的耀华校长们和多次到美欧学习的张伯苓校长都认识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常重视充分发挥天津地域优势，开门办学和开放办学，以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吸纳古今中外和世界各地先进的教育经验和办学理念。

　　第Ⅲ类 家庭

　　11

　　良好家风和家庭教育

　　从五位获奖者的成长经历中可以发现，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促使他们成功的共同因素。家庭是社会的缩影，一家有一家的家风，孩子生长在其中，平时的耳濡目染，就是平常的潜移默化，对其一生的成长自有深远的影响。良好的家风是他们各自家庭教育的无形资源，是家庭教育的“瑰宝”。这五位获奖者都出生在非常重视教育的家庭，爱国诚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科学救国的信念都通过日常生活中父母的言行举止形成家庭风尚，深深影响到他们，对他们日后取得成绩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他们认为，成功这些最重要……

　　母校情结：我们无愧于母校师长的教诲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这5位科学家因为这11个“成功因子”，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绩。那么在他们看来，哪一个因子是成功道路上最重要的呢？

　　近日，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金怡濂进行了采访。

　　从1935年进入耀华小学，至1947年从耀华中学毕业，可以说，金怡濂的整个少年时代和部分青年时代都是在耀华度过的。“在耀华的12年，是我终身难忘的12年。如果说我在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也就是母校耀华教育的结果，是师长们培养的结果。在我的各种荣誉中，浸透了母校和师长们的心血和汗水，培育之恩，终身难忘。”金怡濂说。

　　回忆曾经的那段岁月，金怡濂说，在耀华的12年，不仅受到了启蒙教育，打牢了基础知识，而且学到了做人的原则。

　　采访中，他告诉记者，当时耀华良师荟萃，老师把几何定理变成口诀，他至今不忘。老师们为他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而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当时的课后作业不多，学校的学习环境很宽松。下课后，大家经常打打球，也可以阅读课外读物，增加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给同学留有较充分的自由思索空间和想象空间，凡事问问“为什么”。

　　不过说起成功道路上最重要的因子，老人表示，当属母校培养的那份爱国情怀。现在，最让老人感动的是，虽然遭遇了战争的动乱，感受到了新旧两种社会制度，历经风霜，但是他所在的耀华1947班的每一个同学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班上还有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化学家孙家钟，西安音乐学院教授刘畅标，国际关系学家资中筠，同时，班上还有许多知名教授和医生，多年来，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贡献一生。今天，我想说，我们无愧于母校师长的教诲。”采访结束时，金怡濂激动地对记者说。

　　作用最大的三个内核：爱国、科学、信念

　　作为一所中学，111年来，南开中学培养的科学家数量多、成就大，这些校友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中如群星般璀璨耀眼，成为国家的财富、学校的骄傲。“通过对校史的学习，我感到南开之所以会培养出那么多科学家，其核心要义，即在于校歌中所昭示的‘巍巍我南开精神’。在‘南开精神’中对科学家的成长起到作用最大的有三个内核：爱国、科学、信念。”南开中学副校长贺海龙说。

　　“爱国”——

　　成为科学家的动力之源

　　今年已有百岁高龄的老校友申泮文院士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南开精神的最核心内容是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万般困难的威胁下，张伯苓先生坚持办学，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把深刻而含蓄的爱国主义思想寓于他的教育活动之中，力图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形成了他的‘公’与‘能’的教育思想体系。他和全校教师职工一道，时时处处以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教育学生，默许和暗中支持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使‘振兴祖国，匹夫有责’成为全体师生的共同信念。我班同学在毕业前后，纷纷走上了报国的途程。”

　　曾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奖的刘东升院士也曾回忆说：“从南开中学燃烧起来的爱国主义火焰，成为了我们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炬。张伯苓校长传给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在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信念，成为我们不懈努力为祖国科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基石。我选择了南开中学，这是我终生的荣幸！”

　　“科学”——

　　成为科学家的专业基石

　　南开中学自建校起就高度重视对学生科学素养的训练，这为一代代南开学子在日后从事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石。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曾任台湾中研院院长的物理学泰斗吴大猷回忆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南开的生活时说：“我个人获得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训练，最重要的是养成了对科学的志趣，对事物的判别能力和完全自立、不求人的习惯……有形无形地决定了我后来五十年的生命——学术生命和近十年在台湾为科学和教育的工作。”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53届校友王大中院士曾说：“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是在中学培养的，这得益于当时名师的精心教育和循循善诱……正是在中学时代受到物理老师的启蒙教育，促使我后来上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并从事核科学技术研究。”

　　“信念”——

　　成为科学家的精神支柱

　　张伯苓老校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南开、南开，越难越开”。67届校友龙以明院士和原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院士在回忆南开时说：“南开中学不仅教给了我们坚实的基础知识，而且培养了我们如何正直地做人以及身处逆境绝不气馁的坚定信念……正是靠着这种信念，正是凭着南开中学阶段所获得的学业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在以后大学恢复招生中踏入高等学府。”

　　“南开精神”中“爱国”“科学”“信念”三个核心要素对于科学家培养的作用，曾获国家最高科学奖的叶笃正院士在回忆自身在南开的经历时有过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叶笃正所在的1935班是南开中学校史上有名的“院士班”，一共出了叶笃正、申泮文、关士聪3位中科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刘维正。叶笃正院士回忆说：“在南开中学的5年时光给我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从张伯苓校长身上学到了爱国主义精神，张信鸿、李尧林(巴金的三哥)等先生培养了我对科学和真理的好奇。南开中学锻炼了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学校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磨炼了我的意志品质，开阔了眼界，给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知识和精神财富。”

　　延续：年轻一代对母校精神的传承

　　岁月更迭，但那份爱国的情怀却从未更改……除了老一代的科学家，近年来，从南开、耀华中学走出去的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们也因为这份情怀，而在各自的岗位上尽显精彩。

　　出生于1976年的芦红，1995年毕业于南开中学，2000年到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工作。2013年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现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谈及自己30多岁便在南京大学担任教授、博导时，芦红说，我觉得除了幸运，肯定离不开从小到大在国内受到的教育，其中在南开中学的六年，对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南开有一种精神，就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我想这是我们所有在南开中学接受过教育的人都深有体会的。这种精神在求学期间是潜移默化的植入到我们的内心的，以至于多年以后，这个精神的影响不但没有随着时间而淡化，反而越发强烈。一路成长，在南开中学培养出的爱国与创新已经深入骨血。

　　耀华中学2002届毕业生沈瑞鹏，同样认为在母校的五年，是自己成长中最为重要的五年。“在耀华的五年，我不仅学会了文化知识，更养成了严谨勤奋踏实的作风，这对我的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今年6月，作为麻省理工大学和加拿大Mcmaster大学双博士后的他，毅然回国，目前就职于天津大学应用数学中心。“一代代耀华人在母校的悉心培养下成长，我觉得耀华的精神不仅在于对科学的追求，更在于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