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纵论自贸区制度创新 政府转职能释放大活力
天津北方网讯： 由天津市社科联主办，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自由贸易区研究院”承办的“自贸区理论与制度创新”专题研讨会日前在天津财经大学召开。多位本市自贸区研究领域专家就天津自贸区制度创新话题发表观点，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自贸区2.0时代，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制度创新，将为市场释放更大空间。
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APEC研究院副院长盛斌：
提供各种便利打造“人才特区”
“高水平建设天津自贸区首先要立足天津自身优势。”盛斌告诉记者，一颗印章管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行政体制改革，设立权责清单制度、“一口受理”服务模式的行政管理功能等方面的创新都是属于天津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未来要进一步繁荣自贸区发展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要构筑信息、服务与交易平台，为企业发展尽可能提供便利。比如，依托电子口岸平台，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完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平台；便利对外投资渠道；加快离岸金融创新，实现分账核算管理；继续强化融资租赁优势；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搭建知识产权运营与交易；在人才流动与出入境管理上提供便利；完善相关法律服务体系。”盛斌说，通过自贸区真正实现扩大对外开放，还要继续降低准入门槛，尤其是航运服务、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滨海新区原有的优势产业。同时，还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个交通体系完善、休闲宜居、智能环保的自贸区生活工作环境。
“建设自贸区，天津不仅需要国际一流人才，也需要白领精英人才，更需要蓝领基层人才，自贸区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层次特点，这里今后无疑会成为一个‘人才特区’。”盛斌告诉记者，着重解决人才保障问题也是自贸区制度创新的一个课题。“比如，外国人才到了这里，医疗、保险、教育、签证等如何与国际接轨？在给予‘绿卡’方面能否给予便利？对外省市人才能否有更便利的落户条件？对于各类人才的家属，相关保障配套机制如何完善？这些都应当重点研究解决。”
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立国：
完善金融风险监管机制
“金融创新是天津自贸区基本特色。”王立国告诉记者，金融创新的基本内容是“四化一账户”。四化是“投资便利化”、“融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利率市场化”，一账户就是“自由贸易账户”。天津自贸区的金融创新特色突出在金融制度创新和融资租赁及风险防范制度三大方面。
王立国认为，要充分发挥天津自贸区金融创新活力，就要完善相应的金融风险监管机制。首先，要加快设计和建立金融风险预警评估制度和风险应急反应体系，监管和创新必然相伴随行，创新就是打破原有的框架和限制，从而导致原有的监管目标、监管方式、应急手段出现不适应，面对金融创新，监管的新任务就是尽早借助大数据，建立风险分析和评估系统，建立风险应急反应机制。其次，制度性考虑建立金融纠纷的司法替代性解决机制，重点是和解、调解机制，以区别于仲裁、诉讼机制。建立非司法解决机制，首先要求的是金融消费教育服务体系，需要金融消费者有必要的金融知识，而且需要行业协会和专业组织的建立，需要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存在等等外在条件。第三，系统化考虑建立多元化的证券投资消费者教育服务体系，开发相关的教育产品，其新意在面向证券投资消费者建立教育体系，提供教育产品，建立服务体系，提供服务内容，让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更快熟悉境外法律规定。
天津师范大学自由经济区研究所所长孟广文：
依托区位优势创新发展
曾参与天津自贸区方案起草工作的孟广文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天津自贸区要根据自身区位优势特点、依托国家战略进行创新发展：
第一，建立欧亚大陆和太平洋海陆联运枢纽。由于天津自贸区依托京津冀、环渤海、三北地区以及中北亚等经济腹地，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欧亚大陆桥陆运展开，使天津自贸区具备了成为欧亚大陆和北太平洋海陆联运的枢纽的潜在有利条件。
第二，成为跨国自由贸易区的先行区。在中国推动APEC以及建立“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等措施之外，中国分别推动和“东盟”、“欧盟”成员国以及亚太国家与地区签署自贸协定。天津自贸区应该成为中国和东北亚以及中南美洲国家与地区建立的跨国自贸区，如中韩、中澳以及中新自贸区的先行区，优先开展与这些国家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合作，积累经验，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
第三，自贸区核心区可逐步实行“境内关外”海关监管。目前，天津自贸区实行的是海关特殊监管模式，在与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有关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金融国际化及生产一体化方面的竞争方面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未来，天津自贸区的海关监管自由度应不断增加。
第四，建立以航运物流业为基础的产业群。只有航运物流业发展的好，天津自贸区才有发展的基础，才能促进国际贸易、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业的相应发展，才能建立以航运物流为基础的产业群。
第五，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和海外自贸分区。天津自贸区应在世界上主要的港口、贸易伙伴国建立固定办事处，在重要政治经济事件中进行不定期招商推介活动。此外，可以与国外有影响力的会计和律师事务所以及开发银行等服务机构合作，逐步建立遍布世界主要市场的贸易与经济合作网络。
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丛屹：
“叠加效应”撬动区域协同发展
作为北方首个自贸区，天津自贸区的设立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形成“叠加效应”，同时，对于破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也将有明显的“撬动效应”。丛屹告诉记者，未来天津自贸区将面向东北亚，打造“一带一路”战略的北方桥头堡。从东北亚的区域发展格局来看，欧亚大陆桥与东北亚都市走廊的海陆枢纽，即是天津。因此，作为主动顺应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新动态、推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举措，天津自贸区建设应注重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天津辐射、服务环渤海和“三北”区域的优势，发挥连接东北亚和作为亚欧大陆桥桥头堡的作用，呼应“一带一路”总体战略的实施。
在面向国内方面，要打造中国北方扩大开放的制度创新领航区。丛屹说：“自贸区的制度创新，首先不同于现有的境内制度和政策环境，重点围绕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在‘负面清单’、‘备案制’、‘人民币资本性项目开放’等新的管理模式上进行探索。自贸区的红利，不是政策优惠上的让利，而是制度创新的‘红利’。作为北方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自贸区，作为政府投资与贸易管理的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示范区，自贸区在金融、税收、贸易、投资、监管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将产生明显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不仅可以推动周边区域的转型升级，而且可期形成政策制度上的可推广、可复制的成果，领航北方区域的对外开放。”
天津自由贸易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恩专：
转管理为服务释放市场活力
“设立自贸区是我国应对全球贸易竞争的需要，是市场化改革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需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刘恩专告诉记者，在自贸区2.0时代，天津自贸区的发展将摒弃旧有开发区思维，不再做政策洼地，而是依靠政府职能转变为市场释放更大空间。
“现有4个自贸区都要承担政府改革的任务，我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尝试：以投资贸易便利化为核心促政府改革；建立简化、协调、透明的政府办事机制，提高效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负面清单由审批制向备案制改革；做好制度协调，实现区域通关一体化，完善服务贸易的一体化功能、口岸管理改革—单一窗口等；目前，中韩海关已启动‘AOE互认安排’，查验率低、通关效率高是企业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经验也可推广复制。”刘恩专表示，具体到天津自贸区在政府职能转变上也有很多改革创新的空间。
刘恩专告诉记者：“我总结为十个‘一’。一份清单管边界；一颗印章管审批；一个部门管市场；一支队伍管执法；一个平台管信用；一份清单管铜管；一套制度管廉政；一个号码管服务；‘一包’方式管培训；一张绿卡管引才。我们的政府部门应从这十个方面入手，转管理为服务，出台更多创新性的真正为企业提供经营便利的政策方法，那么自贸区的集聚效应就会愈发显现，将释放更大的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