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骚扰阴影下的女记者 ——女性新闻工作者遭受暴力和骚扰情况全球调查报告
40名女记者近日在法国《解放报》发表声明，题为《拿开你们的爪子》，曝光男政客的不规矩言行。配图为2003年女记者巴农控诉财政部长卡恩性骚扰，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来源:观察者网)
调查报告显示：接近2/3的女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遭到过“恐吓、威胁和虐待”，但只有大约1/3的受访者向雇主、警察或其他权力机构报告过；14.3%的受访者回复在工作中遭受过性暴力，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在工作中遭遇过性骚扰；超过1 /5的受访者遭到过“数字/网络账号监管”；当问及工作机构是否采取过保护个人安全的措施时，2/3的受访者回答“没有”。
《女性新闻工作者遭受暴力和骚扰情况全球调查报告》于近日发布。本报告系国际新闻安全组织(INSI)和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IWMF)合作项目，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关于联合国系统在记者安全中的主导作用这一大项目的组成部分。报告的研究发现来源于2013年8月至2014年1月的英文网上调查，问卷发布采用滚雪球的抽样方法，共有1078人回复了调查问卷，其中977人表明自己身份为女性。因本研究旨在观察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状况，所以文中的相关调查结果仅仅指女性受访者。
2/3的记者遭到过“恐吓、威胁和虐待”
接近2/3的受访者称，她们在工作中遭到过“恐吓、威胁和虐待”。其中受访者在问卷回复中提到的这些行为总共有1954起。被提到的行为中频率较高的是“滥用职权”“言语、书面和/或肢体恐吓和威胁”以及“损害个人名誉行为”。“恐吓、威胁和虐待”行为最常被揭露的实施者是上司。其他实施者包括主管、同事、采访对象、政府工作人员、警察、下属及“其他”。大多数实施者为男性(占63.6%)。
对于“恐吓、威胁和虐待”产生的影响，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占44.6%)表示，她们经历过心理创伤。大约1/3的受访者在经历过这类遭遇后向雇主、警察或其他权力机构报告过。关于“揭发这些行为的后果是什么？”这一问题，238条回复中小部分显示受访者得到了好处。但是绝大部分回复表明，实施者逍遥法外。许多受访者表示工作机构更偏袒骚扰、威胁和恐吓行为的实施者而非投诉者。
超过1/5的受访者在工作中经历过肢体暴力行为。310起受访者在问卷回复中提到的肢体暴力行为中，最常见的是“推搡” “猛推”和“使用物品或武器袭击”。
性暴力及性骚扰普遍存在
——性暴力
14.3%的受访者回复在工作中遭受过性暴力。133起揭露的事件中，约一半为“违背个人意愿的、以性的方式的触碰(如亲吻、抓握、爱抚)”。 106起这类事件提供了事件发生地，38.7%发生在“工作场所”，24.5%为“办公室”。约一半的实施者分为“同事”“上司”或“主管”。几乎所有受访者在回答实施者性别这一问题时都表示实施者为男性。只有19.3%的受访者称，她们向雇主、警察或其他权力机构揭露自己遭到的性暴力。事情发生后，记者多倾向于向雇主而不是警察或其他权力机构报告。在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一些女性说她们认为揭发性暴力事件只会造成更大的创伤。
——性骚扰
接近一半的受访者称，她们在工作中遭遇过性骚扰。999起受访者问卷回复中提到的事件中，最常见的是“令人反感的、对穿着和外表的评价”“暗示性的谈论或声音”“黄色笑话”“侵犯私人空间”以及“令人讨厌的肢体接触”。512起性骚扰实施者分类中，“同事”“上司”和“主管”这一类占55.3%， “采访对象”占总数的16.4%。在给出实施者性别的事件中，93.8%的选择为“多数是男性”。不到1/5的受访者揭露她们遭受过性骚扰。
窃听、黑客攻击和数字安全威胁成为新威胁
传媒行业中的数字威胁和虐待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过去一年中，有很多女记者遭到网络骚扰的事件被揭露。调查的受访者提到了威胁、实质性批评、谩骂和网络言语攻击等。超过25%的“言语、书面和(或)人身恐吓，包括威胁家人朋友”行为发生在网上。
超过1/5的受访者提到，她们遭到过“数字/网络账号监管”。差不多同样多的人有过“邮件或其他数字/网络账号被黑客攻击”，以及“电话被窃听”的经历。少数人(约17.3%)称遭到过“黑客攻击”。受访者报出来的469起事件中，最常受到破坏的目标为个人邮箱账户和工作邮箱账号。其他包括个人电话、社交媒体账号和工作电话。
接近一半有过被“窃听、黑客攻击和数字安全威胁”经历的记者称自己“不知道”实施者身份，而超过1/4的人称是政府人员所为，15.4%的人表示是警察，而12.1%的人选择了“其他”(包括行动主义者、事件主角、说客和竞争对手)。
新闻机构缺乏对记者的保护及情感支持
当问及工作机构是否采取过保护个人安全的措施时，2/3的受访者回答“没有”。30.3%的受访者称，在去现场工作或旅行时，所在机构提供了一些资源，包括安全培训、装备、保镖、调停人和司机。而在办公室工作时，所在机构提供有守卫、晚归陪伴和辣椒喷雾。
涉及工作机构是否提供过数字/网络安全培训和(或)资源这一问题时，451名受访者中超过3/4的人回答“没有”，103人回答“有”，占22.8%。
由于没有机构资源，或者是新闻机构提供的给雇员的支持，自由媒体工作者有时在工作中会遇到其他危险。许多自由记者称自己无法负担那些能给她们带来安全的培训和用品。
大约有31.2%的受访者表示，当自己在工作中遭遇骚扰或暴力时，自己所在的工作机构提供了“情感支持或职业咨询/在受到任何工作相关的骚扰或暴力后的治疗”；剩下的68.8%的人则表示没有得到过这些资源。(作者：阿兰纳·巴顿(Alana Barton) 汉娜·斯托姆(Hannah Storm) 刘利群陈志娟/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