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放下去 质效提上来
前不久，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记者就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有过一段私下交流。
记者：“假如某位院领导让你改一个案子的结果，你会改吗？”
法官：“以前会，但现在肯定不会！”
记者：“有亲戚朋友找你关照一下案子，你会关照吗？”
法官：“肯定不会。”
记者：“为什么？”
法官：“不敢，因为我要对我审结的每个案子终身负责。”
司法行政化根深蒂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真能做到还权于法官和合议庭吗？还权以后，对法院和法官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记者决定前往该院，一探究竟。
怎么审怎么判 合议庭说了算
近日，记者来到天津一中院。在民一庭审判长姚玉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她正在签发一起交通纠纷案件的判决书。这是一起二审维持原判的案件，主审法官是豆艳，案情很简单。即便是这样，姚玉还是反复看了好几遍，才在判决书审判长一栏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姚玉对记者说，不这样不行，万一出了差错，真要挨板子。所以，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以后，她感到压力比以前大多了。以前像这种不是自己主审的案件，她顶多看一遍。没当审判长以前，她甚至看都不看，因为上面还有庭长、院长，真有了差错，挨板子也轮不到自己。“有了权力真不是件好事，权力就是责任呀！”姚玉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对记者说。
不光姚玉感到压力山大，既不是审判长，也不是这个案件主审法官的邵丹，也同样有压力。他说，合议庭负责制，让你不能当旁观者。以前不是自己主审的案子，说句实在话，带个耳朵就行，现在不行。就拿庭前交叉阅卷来说吧，以前，自己不说走个形式，但肯定是不太上心，但现在不行，必须实打实在手里过一遍，写上意见。合议时也一样，过去即使有意见也不说，现在不行，而且还不能简单地说，因为落在卷宗里，跟你一辈子。
除了压力，法官们体会更多的则是“痛并快乐”，用豆艳的话说，有一种“我的案子我做主”的痛快感。她说：“现在案子怎么判合议庭说了算，不需要庭长甚至院长层层审批，既省时间又省心。过去不行，像这种案子，没个十天半月，根本审批不下来。”
和法官们普遍压力增大相比，以往是“最后一道防线”的院庭长们，没了审批权以后，普遍感到轻松了许多。多年坚持每卷必看的民三庭庭长郭武强对此感触很深。他说：“大多数案件，庭长签批无非是多了一道程序，既浪费精力，又拖延了审判效率，实际意义也不大。把院、庭长们从属于行政事务的审批权中解放出来以后，腾下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办疑难复杂案件，这既有利于审判工作，又让这些本来就是精英法官者回归法官本职。”
记者了解到，回归审判台的院庭长们，已经成为该院办案的一支生力军。2015年该院院庭长共办案2989件，占该院同期结案数的27.69%。由于他们的加入，且办的都是疑难复杂案件，该院案件质效较2014年有明显提升。裁判文书合格率超过98%；案件质量合格率达99.9%；法定审限内结案率100%。
有权必有责 放权不放任
权力下放了，院庭长审批环节取消了，很多人担心：要是权力被滥用怎么办？如何防范这种风险？天津一中院的做法是：有权必有责，放权不放任。从制度上严防，从落实上狠抓。
说到有权必有责，去年一件被审委会评定为一般差错的案件，在法官当中引起很大震动。这是一起刑事案件。被告人宋某被指控犯聚众斗殴罪和强奸罪，并且由于其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在五年内再次犯罪，一审法院认定其系累犯，于2011年7月判处宋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天津一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后宋某申诉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高院改判为八年零六个月。因为根据2011年5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宋某在前罪实施时不满十八周岁，因而不构成累犯。
这一被上级法院改判的案件，被纳入天津一中院的案件评查范围。审委会在听取了审监庭的评查报告和承办法官的情况说明后，认定该案是在新旧法交替过程中出现的适用法律错误，将其评为一般差错案件。这是该院自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以来，第一起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起“错案”。
对于错案追究，天津一中院可谓毫不含糊，制定了《关于案件评查和责任追究的工作规则（试行）》，对于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改判、指令再审案件、闹访案件、下级法院有不同意见的二审案件等七大类案件，全部纳入评查范围；依据错误性质、情节轻重、危害后果等，将案件质量问题划分为瑕疵案件、一般差错、严重差错和错误案件四个等级；并且明确了案件质量责任分担，对于合议庭成员意见统一的，承办法官和审判长承担主要责任，合议庭其他成员承担次要责任，对于合议庭意见有分歧的，持错误意见的人员承担责任。评查结果纳入合议庭绩效考评，存入法官执法业绩档案，作为晋职、晋级和岗位调整的重要依据。
在加大审判权问责的同时，为保证放权的审判权不被放任，该院出台了《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和监督工作规则》，设置了院庭长的“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规定了院长具有9项、庭长具有10项涉及程序性事项审批、综合性业务指导等方面的“可为”职权；院庭长不得有强令合议庭接受个案处理意见、改变案件评议意见及违反规定签发未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等4类“不可为”的行为。并且进一步明晰了具体审批事项，依照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把限制人身自由、财产保全、诉讼费减免及司法救助等细化为16条具体的审批事项，确保了法官有权不任性。
裁判有支撑 质量可保证
权力大，责任重。法官自然不敢懈怠，更不敢枉法裁判。但在审判中果真遇到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件，合议庭拿不准怎么办？
民三庭法官赵慧敏就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赵某在一家大型超市购买牙刷，买了一种标示为“买一赠一”的牙刷套装，每只牙刷折合单价为5元左右。同一时间同在这一家超市，他又单买了一支完全相同的牙刷，单价仅为4元左右。据此，赵某认为该超市存在价格欺诈行为，遂起诉超市索赔。经一审审理后，该案又上诉至天津一中院。
“超市辩称5元多是牙刷的原价，单价4元多是打折以后的价格，这种说法是否构成价格欺诈？而且经过查询，我们发现这个赵某先后在全市多家法院提起诉讼120多起，是位职业打假人。对于这种知假买假、以此为业的职业打假人，是否等同于消费者？”赵慧敏有些顾虑。她向庭长郭武强作了汇报，请求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
院里就此召开一次跨部门的审判长联席会议，与会人员就价格欺诈含义、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职业打假人应与普通消费者一视同仁，其合法权益应得到同等保护。这下赵慧敏心里有了底，合议庭作出了合理合法的裁判，并为天津一中院及辖区法院处理相关案件提供了参照标准。
“案子一研究，思路就清晰了，大家一讨论，就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郭武强说。审判长联席会议和刑事、民事、行政等各门类的专业法官会议，已经成为业务交流沟通的常态化机制，各业务庭每周至少召开一次审判长联席会议，就案件疑难、复杂问题和跨专业的法律适用问题向合议庭提供参考性意见，为合议庭裁判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也在全院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促进了法官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的提升。
审判长联席会议和专业法官会议，还为审委会过滤了大量的案件。2015年以来，审委会讨论案件数量同比下降8.73%，研究各项规定和工作标准12件，真正从具体案件中跳脱出来，审委会监督管理、总结经验的职能作用得到提升和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