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开展“大约谈”管住大多数三个月共约谈9813人

督促整改一批、约谈警示一批、组织调整一批、立案查处一批，贵州开展的干部“大约谈”，有些不寻常。

全省各级党委“五人小组”坚持问题导向，层层对部分有问题线索的干部进行约谈。约谈对象和约谈内容指向性强，开展3个月来，就有4842名干部主动报告自身违纪问题，其中厅局级31人，县处级218人，乡科级1423人。

避免“好同志”沦为“阶下囚”，用纪律规矩管住二者之间的空白地带。贵州通过开展“大约谈”，织密纪律之网管住“大多数”。

既用纪律盯紧“关键少数”，又丈量全体党员。“大约谈”，是用纪律把干部管严看住，探索管住“森林”的路径和方法

“省纪委立案调查了贵阳市委原常委、观山湖区委原书记丁旭东，瓮福（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何浩明，省人防办原主任江建民，均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对烂掉的树，毫不手软连根拔起。1至10月，贵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9714件，其中移送司法机关624人。特别是紧盯关键少数，共查办地厅级干部案件20件、县处级干部案件216件、乡科级干部案件1696件，同比分别上升33%、104%、87%，其中查处“一把手”255人，同比增长23%。

“但在之前的问题线索排查处置中，因为纪检监察室人手原因和传统办案政绩观影响，有些问题线索往往会被忽略掉。”省纪委案管室主任冯泽民说。

被忽略掉的线索中有的指向不清晰，有的是反映收受服务对象、监管对象所送烟酒等看似“小节”问题。

“之前一段时间，对‘全面从严’的认识不够到位。”一名县纪委书记表示，他之前也认为纪委一出手就要下重拳，有的问题线索，还有放一放“养大”再查的心态。而这种思想，曾在一些纪检监察机关不同程度的存在。

全面从严治党，用纪律来丈量全体党员干部是关键。

将歪树、病树正过来、治好病，同时，经常维护好整片森林健康，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让一名党员脱管，不忽视小瑕疵小毛病，抓紧每一次教育挽救干部的机会。”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说。

7月21日，贵州省围绕“两个责任”、“四风”、损害群众利益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为期3个月的党风廉政建设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对反映党员干部问题线索大起底、大清理、大排查，梳理出适宜通过约谈方式处置的问题和对象，并明确省级由省委“五人小组”带头约谈“问题”省管干部，各级层层比照落实，逐件逐人集中开展大约谈。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共梳理出适合约谈的问题线索10654条，涉及干部10387人。

“一方面，对烂掉根的树，毫不留情拔除；另一方面，通过约谈，将病树治过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宋璇涛表示，“大约谈，是用纪律把干部管严看住、抓早抓小、管住大多数的一种尝试。”

通过各级党委“五人小组”自上而下层层约谈，强化监督管理意识。“大约谈”，是督促落实“两个责任”的有力抓手

8月13日，贵州新闻联播播出的头条新闻画面中，一边坐的是省委书记陈敏尔，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宋璇涛，另一边坐的是被约谈的省管干部，约谈的内容是“根据巡视、信访举报、‘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开展党风廉政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等途径了解掌握的问题线索，要求实事求是地把反映的问题讲清楚。”

“各级党委要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实现对干部管理监督的常态化、长效化，防止对‘问题干部’要么不处理，一处理就‘算总账’、‘移送司法’。”省委有关负责人指出。

省委“五人小组”其他成员分别对分管和联系部门、单位有反映问题线索的省管干部进行约谈。

各市（州）、县（市、区、特区）党委按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认真梳理谈话对象，层层开展提醒谈话、诫勉谈话、核实谈话。

各级党委书记切实担负起约谈第一责任人职责，既亲自参与约谈，又高度重视对约谈工作的部署和推进。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王晓光先后3次专题听取集中专项整治约谈工作汇报。六盘水市委书记李再勇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审议约谈方案，并先后5次听取约谈工作情况汇报。有的县委书记为了更好地开展好约谈，特意找来党纪党规进一步学深悟透。

“各级纪委要把这次集中专项整治作为落实监督责任的重要内容和抓手，高度重视、强化担当，切实履责、务求实效。”宋璇涛多次指出。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梳理适宜约谈的问题和对象，按照一人一套约谈方案、一份约谈提纲、一份问题清单、一个专用记录本做好约谈准备。

截至10月30日，各级党委（党工委）“五人小组”和各单位党组（党委）有关领导约谈了9813人，其中厅局级干部61人，县处级干部1048人，乡科级干部3590人。

一位省直部门党组书记说，通过此次集中专项整治，约谈问题干部，看到他们滴滴热泪，方知之前所谓的“保护”反而是害了干部，也因此对肩负的管党治党职责认识更加到位，会切实认真地负起责来。

而对在专项整治约谈中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的，问责的板子狠狠打下去。

宋璇涛约谈了14名履行监督责任不力的省直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人。“有的全年没有查办一个案件，是因为你那里无案可查了吗？还是你畏首畏尾，不敢监督？或者是你瞒案不报、压案不查？”发出连串质问，使会场气氛十分凝重。

“虽是集体约谈，但却像是对我一个人谈。让我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发言时，贵州广播电视大学纪委书记郭万才抛开之前精心准备的提纲。

开展集中专项整治以来，全省共对履行主体责任不力的299名党委（党组）负责人进行组织处理、纪律审查，共对履行监督责任不力的40名纪检监察干部进行组织处理、纪律审查。

通过“四个一批”分类处置，“大约谈”是紧要关头关键的“大喝一声”，体现的是“治病救人”的“菩萨心肠”

9月29日，贵州省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严某走出市纪委领导办公室时，一直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如释重负。

在约谈中，严某主动承认两次收受0.2万元礼金。主动交代担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财政局局长期间收受礼金问题。主动将违纪资金交到市纪委廉政账户。

“平时不注重廉政法规知识学习，加上有侥幸心理，从而违反了党的纪律。采取这种形式的帮助教育、提醒警示，是组织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严某深有感触地说。

从“好同志”到“阶下囚”并非自由落体运动，不少人都有过彷徨、纠结、后怕的心路历程。

重要的是，每一个紧要关头关键的“大喝一声”“猛击一掌”。

“通过约谈，让那些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雾里看花、是非不清、走上歧途的党员干部知纪明纪、认识错误、迷途知返，使违纪行为在量变过程中戛然而止。”宋璇涛指出，既坚决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又让有问题的同志看到出路，解开“疙瘩”，卸下“包袱”。

对于确实有违纪违规方面的问题，但主动讲清，特别是主动说清组织未掌握的违纪事实、主动上交违纪所得、并且主动作出深刻检讨的党员领导干部，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宽严相济、依纪依规的原则从轻处理。对于有问题不承认、不讲清、不讲全的党员领导干部，一旦查实，按欺骗组织、对抗组织论处，依纪依规从严处理。

六盘水市商务和粮食局副局长万昌思被约谈时，敦促其主动说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但他坚决否认。事后，万昌思将受贿款退还给行贿人，要求行贿人出具收据，并将退款时间提前，妄图掩盖受贿事实。万昌思被严肃查处。

有的约谈对象没当场“认账”，但“红脸出汗”后，又“回头”承认。黔西南州文联一名退休干部在接受组织约谈时，矢口否认曾收取3万元钱的违纪事实。但时隔几天，他又主动向组织检讨，上缴了违纪所得。

还有的人虽然未被组织约谈，却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主动“认错”。黔东南州振华民中一名副县级退休干部，主动说明在县任职期间多次收受他人礼金5万元的的问题。

督促整改一批、约谈警示一批、组织调整一批、立案查处一批，通过“大约谈”，共对12145名问题干部进行了处理，其中批评教育8713人，诫勉谈话2469人，组织处理129人，党纪政纪处分815人，移送司法机关19人。

贵州省委主要领导指出，在约谈中主动交代问题的干部，虽然受到了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但通过自查剖析和吸取教训，唤醒了党章党规党纪意识，知错能改的干部还是有希望的干部。

“我们将把握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持续推进‘大约谈’常态化，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通过严明的纪律管住大多数，形成党组织监督管理干部、防止党员干部走向违法深渊的红色警戒区。”宋璇涛表示。（作者：邱杰 系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