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孩家庭的幸福与烦恼

　　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５日电（记者胡林果 余贤红 尚昊） “哥哥在地上打了个滚就把弟弟逗得哈哈大笑。”３４岁的广州居民罗春艳最近成为一名新晋“二孩妈妈”，二宝丁丁的到来，为这个原本就其乐融融的三口之家增添了不少欢笑。

　　虽然已经有了一个５岁的儿子噹噹，但罗春艳和她的家人商量一致觉得，噹噹在成长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个陪伴。

　　去年，实施了３５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赶上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丁丁来到了这个世界。

　　同样感到幸福的还有来自江西的３７岁“二孩爸爸”王涛，在政策调整的关口，他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宝宝。

　　“每一个翻身，每一次爬行都会给我带来惊喜，稍微有点变化我都能感觉到。”他说，“最动听的声音也莫过于小孩咿咿呀呀地喊出‘爸爸妈妈’。”

　　小弟弟的到来让王涛家中的“老大”也幸福不已。“这是我弟弟，我要保护他，你们不要欺负他。”家中“老大”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看着“老大”责任感逐渐得到增强，王涛欣慰不已。

　　不少中国二孩家庭表示，生育二孩给他们的家庭增添了更多欢乐和幸福感，弥补了独生子女家庭亲情的缺失。不过，在幸福的同时，这些的家庭却又不得不直面一些随之而来的烦恼。

　　“宝贝丁丁出生后，我和家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罗春艳说。最让罗春艳觉得头疼的是教育资源不足。对于罗春艳这种新一代中国父母而言，孩子不仅仅上得起学，更要“上好学”，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我现在住在广州番禺区的一个新建小区，附近社区的公立幼儿园早已没有了学位，我只能选择收费更加昂贵的私立幼儿园。”罗春艳说。

　　“噹噹现在学钢琴的费用每年在１万５左右，如果两个孩子都开始上学了以后，校内外学杂费加起来的教育开支每年将近１０万元。”算完了这样一笔账，罗春艳并不轻松。

　　罗春艳在广州遇到的烦恼，也是中国其他城市二孩家庭遇到的烦恼。近期举行的上海两会上一份提案指出，“养大一个孩子在上海大概需要２００万元”。

　　成本之余，时间和精力也成为困扰中国二孩家庭父母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家住福州的二孩妈妈陈女士而言，这个春节过得并不轻松。陈女士春节里就接到保姆跳槽的“噩耗”，从初六开始，她到处托中介、朋友物色“新任阿姨”，却大多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好不容易有消息，见面后又因为年龄等原因不甚满意。找不到合适的保姆，这让“家有二宝”的陈女士又累又愁。

　　陈女士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在福州市，节后育儿保姆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不少二孩家庭甚至心急如焚、见人就雇。

　　广州市此前发布的一个关于二孩家庭的调查数据显示，高达８６．５％的二孩家庭将“没人带”列作要二孩的最大困难。尽管生育假已经延长，但８０％的受访者表示不够。为解决二孩带来的人手负担，部分妈妈不得不辞职回家，但愿意做全职妈妈的母亲比例，仅仅只有两成。

　　生育二孩不是一件小事，关乎一个家庭的决策。在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的背景下，中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却并不高涨。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全国出生人口为１６５５万，比２０１４年少了３２万。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表示，过去三四十年间，国人的生育观大大改变，只生一个孩子被普遍接受，生两个孩子反倒被认为是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当“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更多的反应是“不敢生”。

　　一方面是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另一方面是缺乏相关奖励机制。怎样降低目前相对较高的生育成本？在此前召开的中国各省市区地方两会上，均有代表委员提到针对“二孩”的补贴、奖励机制，包括增加生育津贴、延长产假等。可以预见，在下个月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也将就相关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展开讨论。

　　“全面二孩政策在各地陆续落地后，需要相关保障配套政策及时出台，加大医疗、教育等相关领域的投入与建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教授陆杰华表示。

　　“在多数家庭无法做到夫妻双方有一方全职养育孩子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在公共空间设计中体现对这些父母的照顾和支持。”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说。（参与采写：宋为伟　陈弘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