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运大数据看新型城镇化

春运，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特有的社会现象，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东西部严重失衡的表象之一。

逃离“北上广”说易行难

从百度迁徙大数据看，以25日（正月初七）17时为例，迁入最热城市前十为北京（11.04%）、上海（7.91%）、深圳、东莞、天津、广州、重庆、杭州、南京、佛山。

25日17时，迁入北京的来源省份排名为河北（45.78%）、山东（9.69%）、河南、山西、辽宁、天津、内蒙古、安徽、黑龙江、湖北。迁入上海的来源省份排名为江苏（29.47%）、安徽（21.79%）、浙江、河南、江西、山东、湖北、湖南、福建、四川。最热迁徙线路的前十为德州→天津、六安→上海、阜阳→上海、巢湖→上海、德州→北京、滁州→上海、蚌埠→上海、周口→北京、大同→北京、黄冈→深圳。

可以看出，山东、山西、河南成为京津的人口腹地，安徽成为上海的人口腹地，湖南、湖北成为珠三角的人口腹地，三大城市群格局与人们印象基本一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发达区域仍然是春节迁出与迁入的热点地区。

春节前，16日（腊月二十八）12时数据显示，迁出热点城市前十为北京、上海、深圳、东莞、广州、杭州、天津、佛山、重庆、宁波。

春节前，人口从大城市迁往中小城市；春节后，人口从中小城市迁往大城市。而在春节期间，各大城市纷纷上演“空城计”，平日宁静的乡村却迎来难得的热闹。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大城市迁入迁出，折射出我国目前“半城镇化”的现状。这个“半”字在农民工身上体现更为鲜明：维持生计的工作在城市，生活依存的基础在农村；家庭成员的一半（丈夫、妻子）在城市，另一半（老人、未成年孩子）在农村；社会保险在城市，医疗养老则在农村。

从中可见，大量的农民工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数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和享有城镇居民待遇，而这些非户籍人口成了春运客流的主力军。

短距离务工成时尚

在百度迁徙实时地图上，每个人的转移就会清晰体现在密密麻麻的线条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连接重庆、咸阳、成都、贵阳等西部城市的短线条增加了很多。以重庆为例，泸州、自贡、南充、遂宁、内江、资阳等地到重庆的迁徙较为密集；再看西安，咸阳、商洛、渭南、宝鸡等地到西安间的连接线条十分密集，体现往返西安较为频繁。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徐成光分析，今年春节中短途客流明显提高。随着国家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内陆省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就业吸引力明显提高，农民工就近务工日益普遍，内陆城市与邻近地区之间的务工客流明显增长。

百度迁徙地图25日17时的数据显示，从湖南迁出前往的目的省份中，广东以高达61.58%的占比位居榜首。而对于人口大省河南来说，江苏、北京、安徽成为河南人前往最多的三个目的省份。对于安徽来说，迁往江苏和上海的人数接近安徽全部迁出人口的六成。由此可见，对于这些农民工输出大省来说，就近务工已经成为一大趋势。

支付宝去年发布的《支付宝用户春运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特点，“孔雀不再一味东南飞”，短距离迁移务工成时尚。这份报告在综合全国大数据后得出结论，外出生活的支付宝用户中以离家200~800公里最为集中。这显示最近几年来，随着沿海产业往中西部梯度转移、东中西部多个区域经济中心崛起，新一代外出人群就近务工的趋势开始显现。

有关专家也提出，除已经形成的三大城市群外，在中国的中部、西部应该有更多的城市群，中部是湘鄂赣皖“中三角”，西部就是成渝城市群，这将改变中国的经济版图。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部署，重点要解决“三个1亿人”的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就近就业无疑将成为缓解春运难的重要因素。

逆向迁徙折射新需求

春节回家乡和父母团聚是传统习俗。不过，随着异地就业、跨地区婚姻以及双独家庭的增多，春节有不少老人从家乡来到子女就业和定居的城市过年，“逆向迁徙”带来了新的需求。老家在安徽的许涛5年前在北京安家，今年元旦时，他就利用假期将老家的父母接到了北京，全家人一起在北京过年。“正好过年放假，还能陪父母好好在北京逛逛。”许涛说。

百度迁徙17日（腊月二十九）12时实时数据显示，从石家庄迁出前往的十个城市中，北京以12.99%的占比位居榜首，高出第二名8.59个百分点。河北与北京相邻，在春节前赴京的人群中，不乏“逆向”赴京的父亲母亲。

此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离开家乡，旅游过年，体现出春节人口迁徙的新方向。百度迁徙19日（正月初一）12时的数据显示，在迁往三亚的十大来源城市中，东北三大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赫然在列，北京更是位列榜首。同一时间，迁往哈尔滨的十大城市中，广州名列其中。

春运中，最大的客流是“民工流”。据发改委预测，2015年春运，在2.6亿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将达到1.6亿人。相关专家指出，更好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解决“春运难”的关键。

（本报北京2月25日电 本报记者 冯蕾 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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