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子钱在农村：人情债有点儿重 人际交往变了味
天津北方网讯： 眼下又到了“红五月”婚礼扎堆儿季，结婚本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但却有不少人为份子钱而头疼。对于热情好面儿的天津人来说，随的份子岂止是婚礼。特别是在农村，在熟人社会的背景之下，份子钱已从最初的婚丧嫁娶，扩展到小孩儿满月、百岁、上大学、当兵以及老人过寿、生病住院、搬家等等，数额也由几十块一路飙升到数百、甚至上千元。有关部门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表明，本市农村居民人均各类礼金支出呈逐年攀升趋势，仅半年时间人均支出近800元。甚至有人无奈地表示，份子钱已成为农村社会的一大公害。面对如此随礼之风，老百姓对随份子有着怎样的感受和看法？连日来记者进行了调查。
调查
名目多、频次高、金额大——
份子钱成农民沉重负担
故事 掏多少？杨大婶和小王的“心病”
这个“五一”小长假，西青区中北镇农民、今年58岁的杨宝兰既没有跟着儿子到周边游玩儿，也无暇帮加班的女儿带孩子，而是把时间都用在了帮邻居忙活“事儿”上，连着几天下来，一上称，分量都轻了不少。“4月27日村里有一家办丧事儿，我们姐几个过去给忙活了3天，紧接着，村里老王家二儿子娶媳妇，头3天就搭棚热闹，我们又过去帮忙，都是从早忙到晚，连着一个多礼拜，一宿整觉都没睡。”杨阿姨说，在村里，人们把人情往来看得很重，遇上邻居家办事儿，往往会把自己家的“小事”推掉，全力以赴地去给忙活。出人力她不在乎，倒是这越随越多的礼金成了她和老伴儿的“心病”。杨阿姨说她和老伴儿的年收入不到6万元，而去年随出的份子钱就将近2万元，这笔支出让她俩压力很大，用她的话说，想起来胸口就“堵”得慌。
类似的苦恼同样存在于津南区农民王庆军一家，小王今年29岁，在离家不远的工业园里打工，每个月有将近4000元的收入，妻子做点小生意，他家的条件在村子里也算是中等，但提到随礼，小王仍感到“压力山大”。小王说，以前也就随个100元、200元，现在就没有低于500元的，有一次，他一个朋友的爷爷过九十大寿，为了场面热闹，在村里搭了两个大棚子，摆了40多桌流水席，当天下班正巧路过，朋友很热情地请他进去吃饭，你说这饭也不能白吃，于是打算随200元，可到礼金台一看，都是500元、600元、800元，顿时感到200元不好看，于是又添了300元。小王说，村子就像个封闭的小世界，邻里乡亲都在同一块儿土地上住了几十年，家家都有扯不断的关系，往往是一家办事儿，全村随礼，赶上国庆、五一、春节这几个集中结婚的日子，往往一个月的工资剩不下多少，频繁的份子钱，确实让他感到吃不消。
调查 “八竿子打不着的”都给你送信儿
采访中，一些村民告诉记者，以前村儿里，只有红白喜事办，街坊邻居、亲朋好友接到信儿的去随个钱、帮个忙，现在可不一样了，老人过生日、搬家温居、生孩子、孩子考大学、参军，都摆酒请客。就拿这生孩子来说，一个孩子就得随五回，首先生的时候得随一份，而后十二天、满月、百岁儿、周岁，场场都时兴办酒请客，也就意味着场场都得随钱。而且请客的范围越来越大，礼金越来越高，原来是亲戚、朋友、村里不错的邻居，现在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家里办事儿都给你送信儿。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五月二号那天，他把兄弟姐姐的闺女结婚还给他打了电话，说让他一家过去给捧个场，他觉得平时走动也不多，随500元吧，觉得太多了，心里不痛快，随200元吧，又觉得拿不出手，无奈，纵使心中不愿，但还是不能折在面子上，最后还是给了500元。
为了解到更加全面的状况，日前，记者在环城四区以随机的方式，各选择了两个村庄，同时在蓟县、宝坻、静海、武清、宁河各选择了一个村子，在村干部的协助下，按照年龄差别(30岁—60岁)，以及职业不同在每个村子采访了10个人，环城四区受访总人数为80人，另外五个远郊区县受访总人数为50人。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农村随礼呈现出名目多、金额大、频次高的特点。在环城四区，单次随礼最少为200元，占受访总人数的8%。随礼数额为500元的，占70%。在另外五个远郊区县，单次随礼最少为100元，占受访总人数的6%。随礼数额为200元的占60%,200元以上的占34%。
调查还显示，单次随钱多少取决于关系远近的占六成，在朋友间随大流，被动多随钱的也占了四成。
可以说，当下，份子钱已经占了农村家庭相当一部分日常支出并且成为了很沉重的负担。
探究
既然人人心中皆厌，那——
为何难以置身事外？
因素1 农村社会生活中重要的润滑剂
“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和‘圈子社会’，因此人情支出就成为了人们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润滑剂。”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著名作家李治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份子钱作为人情交往的一种表现形式，自古至今一直都存在，它之所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并成为人人手下皆用的交往工具，这主要源于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性。首先是互助，在过去，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都比较落后，婚丧嫁娶等大事，仅靠一家一户难以完成，往往需要邻里乡亲、亲朋好友的帮助，这也就渐渐形成了凑份子钱的模式，而到现如今，亲戚朋友家办事儿，随上份子钱，仍然具有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的双重作用。
其次，维持了农村社会中最低限度的人情往来。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通过随份子，参与婚丧嫁娶各种活动，形成了一个人际互动的网络，在这个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有对自己人的认同，我家有事，你随礼，证明咱俩家关系好，是不同于一般关系的自己人，在不断互动中，维系了相互的关系。
简单地说，在村民们实际生活中，如果两家结过梁子，可以通过随礼，一笑泯恩仇。两户关系还可以的人家，也可能因为办事儿礼没到，从此变成“外人”，成为以后交往中各自心中的芥蒂。份子钱在农村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
因素2 源于攀比心理，打肿脸充胖子
李治邦认为份子钱越随越多、红白喜事名目越来越多还源于人们的攀比心理。别人随500元，自己随200元，面子上过不去，既怕对方嫌少又怕别人看不起，于是打肿脸充胖子，无形中被人情绑架。
家在静海的王大哥告诉记者，这两年村里随礼礼金越来愈高，一个原因是大伙儿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物价越来越高，像以前随50元、100元，就显得少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村子里条件好的家庭把行情拉起来了，条件差些的人家怕丢面儿，于是违心的多掏钱随礼。就拿前些日子宋老爷子过大寿来说，按理说，红事白事村里的街坊邻居随400元，做大寿请客，邻居也就随200元，可宋家请客那天，人家办的场面挺大，村里几户富裕人家带头都随500元，这样一来，掏200元就不好看了，于是其他人咬牙也得跟着随。
按照王大哥的说法，以前他们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对于没有亲属关系的邻居来说，红白喜事这样的大事礼金相对较高，做寿、生孩子等相对给的要少，可有了宋老爷子这第一个500元，村里将来的礼金就有了新的标价。
因素3 把随出去的收回来，至少别赔本
“你办、我也办，礼尚往来逐渐跑偏，演变成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必然使办事儿的名目只增不减。”李治邦分析说。
自己办事儿时，对方礼金随少了，或者是其他人家事儿办得太多了，自己的礼随出去的太多了，这样一来二去，难免有人会觉得吃了亏，于是自己也得逢事儿必办，甚至是大办特办，总之，一定要把随出去的礼收回来，先别说能赚多少，至少弄个本对本。
蓟县下营镇村民李大娘的儿子一直在上海工作，不久前，儿子和儿媳在上海简单办了婚事。虽说婚事办完了，李大娘和老伴儿心里却很不舒坦，“这些年村里谁家有事儿我们都随礼，随出去的礼都够盖几间新房了，我家就这一件大事，怎么着也得把儿子儿媳叫回来，在村里摆几桌。”
因素4 通过办事儿、随礼寻求地位认同
“在农村这个熟人圈子中，内部小圈子的划定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人情支出，红包里礼金的厚薄、家里办事儿的排场、档次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李治邦分析说。
“把事儿办得漂亮，也是为了给自己家挣面子。”西青区中北镇村民潘慧芳直言不讳地说。她说，家里有事儿办得体面、有排场，来的亲戚朋友多，说明这户人家大方、有实力、人缘好，大伙儿对这家的认可度高，无形之中，通过一次办事儿，也提高了在村子里的地位。反过来，要是家里办事儿没请什么客人，来帮忙的亲朋好友也没几个，就会被笑话。
随后记者也走访了村里其他几位村民，通过办事儿寻求地位认同成为了大部分人的主流心态。这也反映了农村中实际存在的经济社会分层，事儿办得越大说明在村子里地位越高。
弊端
该不该随，随多少，这里面有学问——
本该正常的人际交往变了味
危害1 对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影响
“去年一个亲戚结婚，叫我过去帮着操持操持，我心想没问题啊，我家有事人家也没少帮忙。可谁知，一热闹就热闹了一个星期。”西青区一位西瓜种植户向记者坦言，那几天正是西瓜苗定植的关键时期，他推迟了两天，结果一个棚少卖1千块钱。
随份子不仅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拖了农民致富的后腿，拉低了农民的幸福指数。
近郊某村一位村干部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他所在的村一共3000余人，去年10月份全村共置办各种名目的酒席40余次，一些关系网比较广的村民，仅在本村随礼就是一笔可观的开销。该村一位村民向记者大吐苦水：“高峰时候，一个月下来什么正事都干不了，整天不是去随礼，就是在去随礼的路上。”
频繁的酒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地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模具厂人力资源部主任对记者坦言：“说实话，我们不太愿意雇用本地村民，他们‘家务事’太多，三天两头要么有人请假，要么有人早退，帮助别人操办酒席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员工不能按时到厂上班，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危害2 大操大办的“剩宴”浪费惊人
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数人家办酒席已不再自己亲自动手，而是采用“服务外包”的方式，把前前后后一揽子事务全都交给相关人员来承办。据记者观察，随着人情消费行情的不断看涨，各种酒席的档次越来越高，浪费也愈加惊人。
记者与宝坻区一位流动饭店的老板交谈后得知，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在村里一般10人一桌的酒席，价格在500元左右就已经很不错了，16个菜绰绰有余，但是很多主家为了讲排场，都要加到18个—20个菜，还有的主家本来请来的客人只有20桌，但常常照着25桌来准备。“其实菜上到一半时，客人们就差不多吃饱了，最后菜多得连盘子都叠架起来了。”该老板告诉记者，“吃一半倒一半，这在农村酒席上十分普遍，有的菜甚至连动都没动，直接就被扔进了垃圾箱。以20桌的规模计算，至少2000元就这么倒掉了。”
以盛宴开始，又以“剩宴”终结，在人们印象中一向朴素的农民，为什么对这种“舌尖上的浪费”如此慷慨呢？刚刚为儿子把媳妇娶进门的刘大姐快人快语：“办这么大的喜事，你把客人们请来了，人家交了份子钱，哪能吃得盆干碗净啊？可别成了别人嘴里的‘笑柄’，上档次是必须的！”记者多方走访，发现有刘大姐这种心态的人并不是少数，“宁可剩下，也不能不够”是很多村民共同的想法。“确实是浪费，都知道吃不了，但是一般办酒席都是盈利的，浪费也是必须支出的交易成本。”一位村干部深谙此中门道，如此说道。
危害3 随份子成了技术活，人情交往功利化
这几天，在城区里买了新房的老孙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随份子的事和别人暗地里较上了劲。“前几年老李他们家儿子当兵办酒席，我随了200元，还给孩子花100块钱买了礼物。现在我温居，他竟然如数奉还，也随300元。”老孙对记者说，这事令他感觉很不舒服，这几年物价上涨，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也翻倍了，怎么着也得比300元多，其实自己并不在乎这点小钱，但是通过这一件小事，他认识了老李的为人，并发誓再也不和他来往了。
据记者了解，由随份子而引发的矛盾，在村民中间十分普遍，一些农民不禁感叹，随份子简直成了一项技术活，该不该随，随多少，这里面都有很多学问，稍有不慎就可能毁了一门亲戚，或被原本不错的朋友拉进黑名单。
当今社会，随份子不仅仅是人与人关系的润滑剂，同时也被蒙上一层浓重的功利色彩，村民们通过不断地算盈亏、计得失，按照份子钱的多少来区分亲疏远近，已成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项潜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之间交往愈加功利化。
同时，各种酒席宴请也成为一些人社会交往的平台。上个月，老王的儿女们为他筹办了60岁的生日酒席，老王本不想办，毕竟如今60岁也不至于举村同庆，但是晚辈们坚持要办。在生日宴上，客人们早已忽略了他这个寿星，取而代之的是互相之间的推杯换盏、热闹寒暄，“把乡亲、朋友们聚到一块坐坐，说不定哪天能用上呢，就当为将来投资了！”原本还为儿女一片孝心感动的老王，生日宴过后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失落。
专家建议
制定村规民约
规范变味的份子钱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表示：在熟人社会的背景之下，家族、亲戚、朋友聚居在一起，随份子代表着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和接纳。比如，村里有人结婚了，主家置办酒席，亲戚、乡亲们前来随份子，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一门婚事的认可。
作为人情社会的一种产物，人与人之间互相随份子本无可厚非。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阶层的分化，随份子渐渐超出了其本来含义，以致攀比之风愈刮愈烈。由最初的互帮互助，到现在增添了过多的功利色彩，甚至份子钱里还夹杂着一些不良目的。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制度的不健全，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以随份子的方式完成对于特定人的追捧。在利益的驱使下，礼越来越重，情越来越薄，份子钱变味了，这是很多人的共同感受。
实事求是讲，在农村，人们的生产生活往往依赖于其固有的关系圈和人情圈，不随份子的家庭在农村社会很难立足。一方面，人们对不正常的随礼之风深恶痛绝，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随大流跟风。
如何刹住随份子的歪风邪气？最好的切入点就是村民自治，以村规民约的方式对相关事项进行规范。山东省淄博市某村就订立了这样的规矩，无论红白喜事，主人不准大操大办，留下来吃饭的只有近亲属，份子钱一律只有5角钱，据说这个规矩已经坚持了30年，村民们无不拍手称快。这样的做法完全可以为我所用，在村两委班子的主导下，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在村民自由讨论、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适合本村的村规民约，大家互相监督、共同遵守，促进淳朴的亲情乡情逐步回归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