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实践行第一种形态主体责任
4月18日，天津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对武长顺案108名涉案公安干警的处理意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2人，组织处理12人，诫勉谈话23人，批评教育11人，廉政提醒谈话20人。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依规依纪完成对108人的问题线索处置，这是天津市运用“四种形态指引+党委纪委两步走”，落实“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的有益实践。
去年10月以来，天津市开始探索“四种形态指引+党委纪委两步走”方式，通过让主体责任人谈话核实问题线索，市纪委强化监督把关，推动第一种形态落细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落实第一种形态关键在党委——
交办问题线索督促主体责任上肩
2015年10月27日，已接近晚上9时，武清区委书记王小宁接到市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察局局长韩启祥的电话，急忙和区纪委书记赶到市纪委。让王小宁没有想到的是，韩启祥代表市纪委向他交办了4件问题线索，由他对4名干部进行谈话。带着问题线索谈话，这对王小宁来说还是第一次。一时间他感到了压力，更体会到了作为党委书记肩上的责任。
在天津市众多“领到”谈话任务的主体责任人中，王小宁只是其中的一个。用好第一种形态，关键靠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为此，天津市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对不属于“三类人”、被反映问题发生年代比较久远、举报的违纪问题较轻等问题线索，探索“第一步”先由党委（党组）书记与被反映人谈话核实，并对照“四种形态”向市纪委提出处理建议。
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对此高度重视，1个月内先后4次作出批示，主持市委常委会专题听取工作汇报，表示“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带头，党委（党组）书记都要带头做”，并对党员市领导参与谈话提出明确分工意见。截至目前，黄兴国已先后与6名区县党委书记和重要部门一把手谈话。市人大、市政协主要领导，市委“五人小组”其他成员，以及其他党员市领导也分别与47名市管干部开展了谈话。
在武清区、市国资委、市公安局等区县和系统试点基础上，自2015年10月起，报经市委主要领导批准后，市纪委分3批，把700名市管干部的问题线索交由120位主体责任人谈话核实，其中，党政机关430人、事业单位68人、国有企业202人。
“以前谈话都是任职谈话、思想政治工作谈话，但是核实问题线索谈话几乎没参与过，总觉得是纪委的工作。”刚接到问题线索时，对于谈什么、怎么谈、如何保证谈话效果、会不会出现不良影响，一些主体责任人存在困惑和担忧。
对此，市纪委编印了《运用“四种形态”谈话核实问题线索主体责任人工作规程指引》《主体责任人谈话必学材料》《谈话对象必学材料》《全面从严治党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答问50题》和《主体责任人谈话核实问题线索工作专报》“四书一刊”。规范了主体责任人谈话核实问题线索的十个步骤，即启动、报批、铺垫、交办、准备、谈话、反馈、研判、处置、结案，并对每个步骤设计文书、图表模版，努力使主体责任人谈有依据、做有遵循。在市纪委副书记以约谈方式，“面对面”“一对一”向主体责任人交问题线索时，既讲政策又教方法，既提要求又压责任。“四书一刊”还集中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体责任的重要论述、王岐山同志关于“四种形态”的要求等材料。
交线索、交指引，更要压责任。“如果你们心慈手软、敷衍失责，是对党、对组织、对干部不负责任，组织不会原谅你们，干部本人和他的家人也不会原谅你们。”市纪委交办谈话材料时的嘱咐，反复萦绕在市交通运输委党委书记、主任王福山的脑海，深思熟虑后，王福山认识到，在谈话中浮皮潦草、隔靴搔痒、敷衍了事，还是恪尽职守、抽丝剥茧、精益求精，考验的是主体责任人的党性与担当。
在市纪委的督促指导下，16个区县、87个单位党委（党组）书记和其他主体责任人扛起责任，针对谈话对象特点制定了具体方案，使谈话过程中既体现党组织的威严，又讲清政策，教育引导谈话对象相信组织，对党忠诚，说明情况。截至目前，全市交办的700名市管干部问题线索中，已反馈478人，其中谈实278人，谈否200人，谈实率近六成。
全程留痕，查谈结合——
严格把关确保谈话核实质量效果
对于自己违规借用下属单位车辆供私人使用问题，某局级干部在谈话中没有如实向主体责任人交代，组织多次给机会之后仍然隐瞒。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防止将谈话对象全部划入第一种形态？如何确保谈话发挥应有作用？天津市纪委严格把关，以监督责任促主体责任落地，采取了多项措施确保谈话质量效果。
“如果今后党组织或纪检监察机关发现在此次谈话核实中，我存在故意隐瞒违纪问题、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的行为，请组织按照‘对抗组织审查’的规定对我做出党纪处分。”这是记者在《谈话对象本人〈承诺书〉》中看到的一段话。为防止谈话走过场，市纪委要求谈话对象在书面证明材料上签字，对真实性作出承诺，如有不实愿受从严从重处置。
需要“签字背书”的不仅是谈话对象。几位谈话的党委书记告诉记者，谈话结束后，他们要根据所讲问题性质、情形及主观态度，结合日常了解情况分析交代问题的真实性，并在谈话对象书面材料上签字。谈话材料一并归入廉政档案，通过对谈话过程留痕管理，倒逼主体责任人履职尽责。
为避免一谈即止、反馈就了，天津市纪委以谈促查、以查促谈，把谈话和核查结合起来综合实施。几位市纪委纪检监察室主任表示，反馈后纪委会严格把关、分类处置，问题说清的及时了结，问题存疑的认真复核，发现新线索的深入调查，决不放过。市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李红宇介绍，在把关时他们坚持“五必审”，即必审有关材料是否齐全、问题线索是否说清、是否需要继续提供审计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客观材料、是否曾经作过调查核实，以及是否需要继续查询房产、金融、出入境等信息。
经核查发现主体责任人谈话谈得不深不透的，市纪委要求返回重谈。“我们室交办谈话148件，第一批谈完60件，其中39件退还主责单位，进行二次谈话。”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卜艳丰告诉记者。在反复谈话、核查，以及仔细分析、研判的基础上，对问题线索具有一定可查性、可信度，但谈话对象否认问题或交代问题差距较大的，则由市纪委及时启动“第二步”，直接与其谈话核实。
市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赵金存表示，“实行主体责任人谈话，有利于快谈快结、快查快结，减少问题线索存量。”以市公安局为例，天津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赵飞第一批接到22名处级干部问题线索，他发挥主责人熟悉干部情况、精通专业知识等优势，在较短时间里完成了谈话核实，其中14人如实讲清问题，谈实率达到63.6%。对此，赵飞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运用主体责任人谈话方式，集中处理武长顺案108人的问题线索，不会在短期内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另外，市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王铭惠介绍，第一步由主体责任人在组织内以同志式的谈话方式进行，有效避免了纪委“一步到位”给谈话对象造成的心理压力，有效防止了“非两规”谈话安全问题的发生。
惩是为了治，严管才是厚爱——
把领班子、带队伍体现在日常管理监督中
“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接连发生违纪违规事件，充分说明自己的责任没有落实好，没有管好队伍，说明平时的教育管理监督不到位，没有在干部头脑中牢固树立起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的意识，教训是深刻的。”开展主体责任人谈话后，市水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邢云河在给市纪委的“检查”中这样写道。
与邢云河一样，还有8个主体责任人把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交办的问题谈实后，主动反思并作出检查。很多人表示，“谈话既教育了别人，又教育了自己”。
探索实行“四种形态指引+党委纪委两步走”，不仅强化了党委（党组）书记的责任意识，而且让履行主体责任更加有的放矢。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李福明感叹，过去不知怎么把主体责任落细落实，现在找到了“抓国企党建与促企业发展的结合点”。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旭光则表示，手里拿着问题线索谈话，是落实主体责任有形的招，在国有企业中增强了党组织的威信。
刚接到市纪委交办的问题线索时，贾凤山担任河西区委书记还不到一年，对干部情况掌握不多。结合对个别“树木”进行的谈话，帮助他更全面准确地摸清了河西区党员干部队伍这片“森林”的情况，同时也使他认识到，“党委书记不能光提拔干部，而不监督管理干部，对干部要多了解、常教育、勤提醒，不管是失职，管得不到位也是失职。”
严管就是厚爱，很多谈话对象都感受到了党组织的良苦用心。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杨文秀接受谈话后，心悦诚服地表示：“我真是后怕，感谢组织对我的提醒，要不哪天我真有可能栽跟头。”实践证明，谈话的过程就是提醒警示和批评教育的过程，促使党员干部对反映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此，市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王艳玲在执纪工作中深有感触，“‘四种形态指引+党委纪委两步走’是教育挽救、关心爱护干部的有力抓手，让被谈话人感到组织就在身边、纪律就在身边。”
在市公安局，一些被谈话的干警放下思想包袱，全身心投入工作，有的还在反恐、维稳中表现优异被记功。市医药集团2名主要领导接受执纪审查后，8名班子成员通过主责谈话把问题讲清，轻装前进，戴错立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接受采访的党委（党组）书记表示，主体责任人谈话不仅没有影响干部队伍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还为之提供了正能量。
探索实行半年来，“四种形态指引+党委纪委两步走”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市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段赛颖介绍，从今年4月开始，市纪委正采取每月一报告、每月一交办的方式，将适宜“两步走”谈话的问题线索定期交办主体责任人，并实行台账管理、全程跟踪，促进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常态化。同时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基层党组织开展谈话，比如蓟县纪委在今年的全会上，现场布置了40个主体责任人问题线索谈话，促使第一种形态落实向基层延伸。
“防止从好干部到阶下囚，必须抓早抓小，防止好干部变为违纪干部。”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张楠认为，守住第一种形态这道关口，体现了对党员干部的最大爱护、对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贯彻落实。下一步，天津市纪委将在“四种形态指引+党委纪委两步走”的基础上，探索更多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方式方法，对个别交心谈话、警示提醒、批评教育、诫勉等进行规范，努力把第一种形态用活用好用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