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成:掂掂GDP的含金量

          评判我国经济的变化，应该更多地考虑基数变化、换挡要求和增量平稳上升的态势。传统的动力源在拉动经济经历一段时期高速发展后，边际效应必然减弱，经济增速换挡也成了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虽然增速放缓，但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增长动力——

　　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日前已交出，未来中国经济如何进一步提升含金量？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对于我国2015年的经济增速，各界比较关注,也有很多议论。从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周期看，怎样评价6.9%的增速？

　　潘建成：有人用“创下近25年来新低”来描述2015年中国经济成绩单，表面看没有错，其表达的含义是不准确的。

　　“25年来新低”，给人的印象是目前中国经济处于25年来最困难的时期，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是25年前的10倍还多；2015年的GDP增量，相当于1985年全年的GDP。如果打个比方的话，25年前，我们拉着100公斤的货物在爬坡，而现在拉的货物已经增加到1000多公斤了，在动力不变的情况下，速度慢一点是正常的。

　　因此，不能用“多少年的新低”来描述中国经济的变化，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基数变化、换挡要求和增量平稳上升的态势。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发展阶段，传统的动力源在拉动经济经历一段时期高速发展后，边际效应必然要减弱，经济增速换挡也成了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未来几年内，我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也并非不可能。关键是，在经济增速换挡中，如果增量能保持平稳上升，就说明经济没有出现“硬着陆”。

　　大家对GDP增速放缓非常关注。冷静地看，6.9%的增速符合“7%左右”的预期目标。

　　从过去经济增长8%以上，放缓到8%以下，再调整到7%左右，整个过程是渐进温和的。从季度变化来看，2014年4季度GDP增速为7.2%，2015年4个季度依次为7%、7%、6.9%和6.8%。这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速换挡非常温和、节奏平稳，没有出现剧烈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宏观调控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低于7%只是量变，并不是质变，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仍然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因此，我们不必对经济增速放缓过于敏感。

　　记者：如果放在全球的经济复苏的视野来看，我们应该怎么看6.9%的增长水平？

　　潘建成：从全球范围看，很少有国家的经济增速能超过6%，我国经济的增长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屈指可数。从发达国家看，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稳健，2015年前三季度分别增长2.9%、2.7%和2.2%，全年增速预计为2.7%左右；欧元区分别增长1.3%、1.6%、1.6%，全年增速预计为1.5%左右；日本分别增长-1.1%、0.7%和1.6%，全年增长预计为1%左右，均明显低于中国经济增长。

　　从新兴市场国家看，2015年前三季度俄罗斯和巴西均呈现超过2%的负增长，南非增速也从一季度的超过2%降至三季度的1%，韩国增速不到3%，只有印度保持7%以上的增长，增速略超过中国，而印度经济增速超过中国很大程度上与其基数较低相关。

　　2015年我国的新增GDP，按2015年末汇率折算，差不多为63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排名20位左右的一个国家全年GDP总量。在我国经济总量庞大，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与第一大经济体的差距在缩小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仍然在25%以上。

　　事实上，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也都经历过增速换挡的过程。这说明，经历高速增长以后的增速换挡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躲不开。不过，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也在提醒我们，在经济增速换挡的过程中，必须努力保持平稳，特别要注意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在经历快速发展、人均GDP达到五六千美元以后，纷纷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8000美元，而且，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正在衰减，新动力还没有形成，因此，说我国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并非杞人忧天。

　　但是，我们也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来规避这种风险。首先，中国人有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原生动力。其次，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只有56%，如果城镇化率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化至少还有20年的快速发展阶段，这将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再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很大，在落后地区抓紧赶超和先进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可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势能。比如，贵州、重庆过去比较落后，最近几年通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加上政策对路，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的发展战略在2016年将由设计逐步进入实施阶段，其产生的辐射效应是可观的。第四，中国还是消费大国，可以形成自己的规模化市场优势，可以培育较为独立的完备的产业体系。我们只要通过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供给品质和水平，完全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进一步推动消费的增长。

　　也正因如此，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必须从提升全要素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极力改变新旧动力“青黄不接”的状态，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创新驱动。一是通过制度创新，进行全方位的深化改革，释放市场活力，提升市场效率；二是最大限度鼓励技术创新，让同样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得到更多产出。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驱动，实现在人口、资本、资源等要素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足够的增长动力。

　　记者：看中国经济，不仅要看其形，更要观其势。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了，但结构调整取得了扎实的进展。在您看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结构的调整？目前结构调整面临着哪些现实压力？

　　潘建成：今天，我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口，面临着“供给冲击”，这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有不少相似之处。当年的美国由于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物价上涨，带来通货膨胀。按照相关法案，美国不得不提高员工工资。而这又加剧了企业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家信心受挫，生产积极性减弱。在此情况下，如果还用凯恩斯刺激需求的办法来调控，只会造成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美国采取的是降低成本，改善供给环境，特别是通过大范围减税，减轻企业成本，提升盈利能力，引导企业正常进行生产，使整个经济的循环被带动起来。

　　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企业投资信心减弱、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企业刚性成本上升，社保和税费负担比较重，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同时，PPI已经连续46个月同比下跌，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供给侧的问题。这时候，如果还采取刺激需求特别是刺激投资的办法，带来的结果可能与前些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规模投资是一样的——短期内可能会活跃经济，但是会让经济结构粗放、不合理的问题更积重难返。

　　中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内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去产能为首要任务。中央提出，要抓紧处置僵尸企业，这说明中央对僵尸企业妨碍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问题高度重视。僵尸企业不除，过剩产能不化解，去库存的工作就很难彻底到位，去杠杆和降成本也会面临较大的难度。这些受到救助的僵尸企业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无形中增加了竞争的惨烈，使价格下跌更难止住，通过降成本来提高利润空间就很难实现。此外，很多僵尸企业已经资不抵债，这些企业负债经营和扩大再生产，实际上加大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家在纺织行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劳动密集型行业化危为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要在钢铁、煤炭等行业更坚决地处置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产能过剩，并进行资源有效整合，使效率得到提升，并促进结构升级以及产品升级。

　　当然，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特别是做好配套政策。比如，要与社会政策托底结合起来；要与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使国有企业的市场资源得到整合和提高；要与区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实现跨区域的协调整合。

　　记者：2016年，我们应如何更好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潘建成：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目前看应该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实现绿色发展，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都要尽量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要推动产品向中高端迈进，生产出更多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提升产出效率。

　　而要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要深入贯彻落实好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二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未来的经济发展，靠的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投入，而是靠大量的技术创新，因此，大量的资金未必直接用于购买设备，而是要用于引进高素质人才。三要积极构建能够更好适应创新活动的金融环境，使金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并助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此外，政府本身也要转变观念，改变规模扩张、大搞工业区规模的思维，转向追求经济发展质量，并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创新企业支持。(经济日报记者 林火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