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如何应对高知女性“单身危机” 《李光耀回忆录》揭秘“婚嫁大辩论”前因后果

　　上世纪80年代起，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显现，保持单身的大学生(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逐渐增加，生育率逐年下滑。这种现象不仅引起了父母的担忧，更受到了政府的关注。

　　1983年8月14日晚上，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常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这次讲话后来被称为“婚嫁大辩论”，引起很大的反响。尽管这次事件导致人民行动党在次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李光耀仍坚持推行一系列政策，希望改变新加坡大学毕业生的婚恋状况。

　　在《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回顾了“婚嫁大辩论”的前因后果。在他看来，不论是“棒喝”那些不愿娶高学历女性的精英男士，还是由政府出面当“红娘”，甚至用税务优惠鼓励大学毕业生结婚，都是为了新加坡最宝贵的资源——人才。以下是回忆录节选：

　　 推动“婚嫁大辩论”

　　促使我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这意味着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最优秀的新加坡女性没有传宗接代，因为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娶她们。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2/3小姑独处。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亚洲男人都宁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

　　对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势，我们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不加以干预了。我决定给新加坡的男性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悟过来。我引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对好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究的结果：……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孩子的能力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不及他们的父母。因此，大学毕业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制造让孩子能够升上大学的条件。我呼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

　　大学毕业的女性心里不舒服，她们的情况经我一提成了举国注目的焦点。非大学毕业的女性，还有她们的父母亲，怪我劝阻男性大学毕业生跟她们成婚。报章舆论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抨击我是精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的资质是遗传的，不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影响……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把过去几年以12岁、16岁和19岁三个年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的10%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

　　 政府出面做“红娘”

　　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我们成立了社交发展署，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我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

　　实际上，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数日益增加的现象已开始引起家长们的恐慌。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外，他们的母亲何尝没有责任。非大学毕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传统的文化偏见总认为男人维护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要改变这样的偏见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