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时代，“劳动美”该如何书写和想像？
06.07.2015 11:29
本文来源: 总工会
市场化时代，“劳动美”该如何书写和想像？
——聚焦一次“青年论坛”对劳动题材文艺作品问题的讨论
中工网记者 邓崎凡 甘皙
Uber(优步)司机和骆驼祥子作为不同时代同一行当的从业者，在文艺作品书写中，有何不同之处？如何从劳动关系角度解读《小时代》中的角色关系？电视剧《钢的琴》与同名电影中的工人群体状态的差异，体现了对不同年代劳动群体的哪些想象……
6月29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发起的第四十九期青年文艺论坛，以“市场化时代的劳动美学——新时期以来关于劳动的想像与书写”为题，展开了一场讨论，以上是论坛中与会者讨论中触及的几个案例。
虽然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沙龙式论坛，但参与讨论者热情高涨。围绕“上世纪80年代迄今”这一历史时期，他们的讲述与讨论逐渐呈现出各自眼中有关劳动的书写与想像。
被遗忘的原初阵痛
对外经贸大学文学院的青年学者刘岩感叹，当看到2014年改编为电视剧《钢的琴》后，自己的感觉是“震惊”。与同名电影不同，电视剧《钢的琴》把叙事时间往前推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为观众展示上世纪80年代的工厂。参照表现上世纪90年代工厂的电影《钢的琴》，在刘岩的想象中，电视剧里上世纪80年代的工厂和劳动应该与“光荣”、“地位”相关，但电视表现的上世纪80年代，刘岩首先看到的是工人的创伤。
电视剧从陈贵林迫不得已接了父亲的班进了工厂开始，到一场事故后，大部分的工人遇难，再到工友被警察带走，留下一个背影，刘岩认为他在这其中“看到成为一个工人的一种创伤，更是一件让人沮丧的事情”。
如今，刘岩在很多艺术作品中看到的是两种怀念的分裂：一种是上世纪80年代的怀念，还有一种他称为工业年代的怀念。新时期以来出现了不少工业题材的电视剧，如《大工匠》、《工人大院》、《钢铁年代》，但书写劳动者和劳动主体的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而“上世纪80年代的怀念和工业年代的怀念是不交集的，是分裂的”。
在1983年的时候，一位东北作家发表了一篇叫《阵痛》的短篇小说，开篇读者能从中看到一种劳动者的喜悦，对于劳动优化组合、实行按劳分配的喜悦，但是进行劳动优化组合有一个前提——要淘汰剩余，而阵痛属于被淘汰者，小说的主人公便是一个感受到这样一种阵痛的被淘汰者。
刘岩认为，新时期有关劳动的书写和想象中，已经遗忘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最原初的阵痛的部分。恰恰是那时，工人的问题开始仅仅是劳动力的问题，而不再具有之前文化、伦理、情感等纬度。
想象时代的另一种可能
参加论坛之前，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王洪喆重新看了一遍1988年的电影《顽主》。《顽主》讲述了三个北京的待业青年开了一家替人排忧、解难、受过的三T公司，王洪喆认为他们从事的是一种非物质化的、临时雇佣型的情感式劳动。
“80年代的《顽主》当中三T公司体现了劳动偏好的转向，几乎和欧美的转向是一致的，甚至是同步的。”王洪喆认为，三T公司的出现代表了服务业，作为一种新的雇佣劳动的形式和产品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现，而“顽主”代表的是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生产人际关系和提供情感性服务为劳动产品的文化工人。
王洪喆还从劳动关系角度来解读《小时代》中的几个角色，他认为在这个时代，沟通性、情感性的劳动成为比肩工业时代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重要技能。“《小时代》电影海报里林萧左手拉着顾里，右手拉着唐宛如快乐地走在路上，他们边上是孤独行走的南湘。南湘是一个服装设计师，有比较核心的技能，是自我雇佣的劳动者，但是她在群体关系中被安放在情感和道德非常边缘化的位置，而且被打入了一个情感和道德冷宫。”王洪喆说，电影正面确认的是林萧这样“懂得如何运用情感和具有沟通能力的人物”。
而未来，“某一天一个家庭主妇送她的孩子参加足球赛，把孩子送到目的地以后她打开Uber（优步），两个小时的足球赛中，她可以接几个活得到大概50到60美元的收入，足球赛结束之后，她就可以接孩子回家了。未来人人可实现非常自由的、灵活的雇佣状态，不必在工厂当中或者办公室当中坐班，从事重复的劳动。”王洪喆借用这段话说明“劳动的主要形式基于信息发展的转型，提供不可复制的灵活性、一次性的服务，劳动形态叙事成为可能。”他说：“面向未来的一个可能性，我们需要重新开始自己的实践和对于劳动的想象。”
骆驼祥子和他的同行们身份相同，面临同样的剥削，极容易形成价值认同，但共享经济下，Uber（优步）司机的身份却千差万别，复杂的劳动背景让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的孙佳山也在思考：“在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逻辑下，我们搞文学的怎么处理类似于出租司机（群体）这样的新兴劳动群体？这个很复杂。”
本文来源: 总工会
06.07.2015 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