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毛泽东首先与“官国”传统彻底决裂

16.06.2015  11:31
2015年06月16日    07:50
来源:中老年时报   
   

核心提示:谢觉哉曾经说过,毛泽东是第一个与中国的“官国”传统彻底决裂的领导人。这个评价切中肯綮,任何一个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官本位”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这种决裂的非凡意义。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4年1月17日第07版,作者:李北方,原题为:《党内不能形成贵族阶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他要求“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警示”。

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这是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的一句话。在约两年前,即1956年1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另一角度表述过相同的意思。“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毛泽东的语录中,这两句不算很著名,却非常重要,因为它反映的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考和实践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先锋党的蜕变。“治国就是治吏”,这是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的心得,那么在新中国,治国首先自然就是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他要求“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警示”,“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这与毛泽东的治党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让国家服务于社会

谢觉哉曾经说过,毛泽东是第一个与中国的“官国”传统彻底决裂的领导人。这个评价切中肯綮,任何一个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官本位”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这种决裂的非凡意义。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谈到这种现象时,他的话往往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不乏揶揄挖苦之语。他这样说过:“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普罗大众无不期盼清明的政治,所以人民群众基于朴素的情感崇敬毛泽东。但是,反官僚、反特权的斗争绝不仅是道德和审美层面的问题。共产党为什么要区别于以前的国民党?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搞官僚主义?共产党人为什么不可以蜕变为贵族和老爷?这些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


党带领人民革命,第一步是取得全国的政权。在取得政权之后,便要面对政权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切换到“主流的”术语,就是如何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中,国家不是外在强加于社会的力量,相反,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源起于社会,但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并且持续与社会发生异化”。理论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最终消灭国家,但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这时“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变革已经完成,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废除了,于是国家就成了“反对国家本身”的了,成了“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工具。这只是理论上的论述,实现起来远没有这么容易,只能靠后来者的探索。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解决国家权力异化这个难题呢?已故美国学者弗朗兹·舒尔曼对之的理论总结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中枢是党:党领导国家,但党扎根于社会之中,通过群众路线的政治实践,党代表社会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群众意志。于是,国家虽仍然存在,但国家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服务于社会。换句话说,通过党,社会驯服了国家。这便是人民民主体制运行的内在逻辑的最简洁表述。


官僚主义是民主的死敌

党如何才能代表社会(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并且在领导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服务于社会?唯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旦出现了官僚主义,党的领导干部“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反而是“骂群众,压群众”,那么群众路线就被破坏了。连带的后果是,党不再能代表社会的意志,蜕变为控制国家机器的“贵族”或“老爷”,国家就又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赤裸裸的权力。一句话,官僚主义会瓦解掉人民民主。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里,对官僚主义问题的认识是一步步前进的。马克思没有考虑过官僚主义的问题,基于巴黎公社的经验,他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下没有官僚机构存在的基础,公社消除了职业官僚和常备军,公职人员由推荐和选举产生,只拿跟工人差不多的工资,而且随时可以撤换,官僚化就不可能了。恩格斯认为,这样就可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但是,巴黎公社的经验不足为大国之鉴,因为它的规模小,而且仅仅在外敌压境的特殊条件下存活了两个月。苏联受官僚主义之苦是最惨痛的。列宁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十月革命前夕,他的观点还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存在官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他开始意识到官僚主义的倾向,可惜他过早去世,没能对此做出充分的思考和实践。苏联一直没能认真面对官僚主义问题,根据莫里斯·迈斯纳的概括,苏联的主导思想是,生产资料的共有制加上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就会自动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显然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最终官僚主义这个蛀虫导致了苏联这座大厦的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