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还田，费时费力又费钱--皖北农村“禁烧”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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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2日，合（合肥）徐（徐州）高速路段前后多辆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而事故的罪魁祸首，是焚烧秸秆产生的烟雾阻挡了司机视线。

因禁烧不力，安徽宿州8个乡镇14名党政一把手被免。

单靠堵和罚，并不能杜绝焚烧。如果有一天，农民们每年都能从秸秆中获得可观的利润，那么自然不会烧它了。

138天，是徐风（化名）当一把手的天数。因为禁烧不力，他被免职。未免之前，徐是安徽省宿州市大店镇的镇委书记。和他一样处于这场禁烧问责风暴中心的，还有该市其他8个乡镇的14位党政一把手。

让他们丢了乌纱帽的，是他们头顶的监测卫星。据卫星探测显示，这8个乡镇秸秆焚烧火点共计19个，除1个火点的乡镇党、政一把手被停职外，其他乡镇党政一把手均被免职。

在外读大学的边媛对家乡宿州6、7月的这种天气变化印象深刻：“到了傍晚，天都是橙黄色的，空气里弥漫着烧焦的味道，就像姥姥家的大厨房。”

不只是边媛家乡所在的这座皖北小城，所有黄淮地区冬小麦的主产区，涉及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山东的部分地区，每到6月夏收时节，城市、乡村，弥漫的都是同一种味道，它源自麦秸焚烧。自从燃气取代秸秆为乡村提供生活能源之后，集中焚烧就成了秸秆的归宿。

因呛人的烟味影响了出行，秸秆焚烧终究引发了城市居民的抵制，禁烧刻不容缓，然而，根治它却成为各地政府的难题。

以宿州市为例，每年从5月初持续到7月中下旬的夏季禁烧都被列为市政府上半年的重点工作，近两年愈发严格，从2014年开始，当地禁烧工作开始实行工作保证金制度，到了今年，除乡镇要向区政府缴纳10万元保证金外，23个乡镇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派出所所长每人分别缴纳2万元、1万元、5000元保证金，乡镇出现第一个火点，扣除全额保证金，以后再出现的火点按每个火点2万元追加禁烧工作保证金。然而禁烧难题非一日之寒，尽管将禁烧成绩与乡镇财政甚至干部个人腰包直接挂钩，但秸秆焚烧依然得不到根治。

徐风所在的大店镇，是宿州市最大的镇，8万人口，23万亩麦地，禁烧多年，尽管政府宣传禁烧，增加农机投资，进行督查暗访，包保到户，甚至实行严格的工作保证金制度和问责制，招数用尽，依然每年都没能逃过秸秆焚烧这一劫，被调侃为：“年年禁烧，年年烧尽。”

今年47岁的徐风认为这句话虽是嘲讽，却也道出了农村干部的一把辛酸泪：“往往是干部在搞，群众在看。农村工作只要群众不参与的，就没有能成的。”在他去大店镇主持工作之前，原是宿州市政法委副书记，从坐办公室到下乡主持农村工作，在许多人眼里，其实是接了一门苦差事。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制定的关于秸秆禁烧的方案，省内禁烧工作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大店镇所在的埇桥区的夏季禁烧工作，从5月4日开始至7月20日结束，其中6月中上旬抢收抢种，是禁烧的关键时期。

乡镇街道、农村桥洞随处可见禁烧的宣传标语，如“秸秆焚烧，拘留罚款”，有些甚至粉刷到了房屋的后墙上，人们在一条条标语之间穿行，熟视无睹。

黄淮地区夏种黄豆和玉米，禁烧难禁就在于种黄豆的这部分土地，当地农民的种植观念是，种黄豆一定要土层薄才好出芽。一旦秸秆还田沤在地里，不仅不易翻种，而且容易生虫，加上现在农村劳动力缺失，不如一把火烧了省事。

即便对于配合禁烧的农民来说，秸秆还田还有一层风险，就是在今年收割不限茬的情况下，实行“2+1模式”，即2台收割机配1台灭茬机，一台收割机一天能割120亩地，虽然麦子得以抢收，但由于还要再过一遍灭茬机，极有可能耽误播种农时。

在种植习惯和农业机械落后的双重影响下，烧麦秸似乎成了势在必行的事情，而禁烧也变成了猫捉耗子的游戏。

从2014年夏收开始，宿州市以“政治任务”的高度开始选派市直单位的公职人员下乡进行禁烧督导，他们在6月份被派遣到各乡镇，组成督查小组配合各乡镇实行24小时的巡查。两年来，禁烧并未取得成功。

在皖北的农村，放眼望去，打碎的麦秸散落田间狼藉一片，远处偶尔升起一丝白烟便会让地方干部胆战心惊。

王德一（化名）是2015年被派到宿州栏杆镇路疃的一名禁烧人员，在他看来，他们下乡搞禁烧的意义并不大：“几千亩的地，靠十几个人哪能看得过来。天干物燥，只要有一点火星，风一刮就全烧起来了，根本没得救。”

禁烧期间，原单位负责他们的吃住。此外每人每天领取至少100元的补贴，这部分补贴由原单位派发，视各单位财力情况有所差别。“去年根本没人愿意下乡，今年还有人眼红这半个月的差事呢。”

除了督导，各乡镇严防死守的招数还有动用警力，拘留罚款，签责任状等。可是防不胜防，只要出现一个火点就会功亏一篑。

“拘留又能怎么样，真正放火的没有壮年劳动力，都是让老弱妇孺或者傻子放火，抓到派出所，还要体检，有些年纪大的你还不敢拘留他呢。”在徐风看来，这类举措都是无用之功。

另一位蔡姓的公派下乡督导人员向南方周末介绍：“放火的人很聪明，他把火柴绑在一根香的最下面，点燃香，扔到地里，他有一炷香的时间早就跑远了，根本抓不到。抓不到现行，就只能看是谁家的地头先着火。”

皖北的种植习惯是“农时不到不种”，秸秆只要堆在地里一天，就存在烧起来的风险，在村民对拘留罚款处罚的反感下，只要有一处烧起来就全部都跟风点火。这时候，村干部往往就背了黑锅。

此外，宿州市支河乡2015年就出现了宗族势力对立，恶意点火报复的情况。有村民向南方周末反映，三年一次的村委会换届，选不上的那一方心有不甘，利用禁烧政策对现任村干部进行打击报复。

“这种利用政策恶意报复的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持观望态度，等待时机，跟风点火，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不在少数。”徐风说。

为了减少秸秆焚烧点，当地蒿沟乡甚至主动帮助农民收割小麦，将秸秆还田，但还是遇到意外。2015年6月12日，该乡12万亩地秸秆被人一把火烧了。

禁烧，在当地是猫鼠游戏。  （徐风供图/图）

禁烧期间，在人工监督并不奏效的情况下，宿州市气象局和宿州市综合禁烧办公室借助环保部环境卫星和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气象卫星公布的秸秆焚烧火点监测日报的数据，来确定辖区内火点数。

截至2015年8月11日，环保部公布的秸秆焚烧火点数显示，火点均出现在7月26日之前，其中7月全国共出现159个火点，分布较为分散。而在焚烧重灾月——6月，环境卫星监测全国秸秆焚烧火点673个，而气象卫星监测秸秆焚烧火点为161处。其中，安徽32处火点，以淮北、阜阳、宿州三市火点数居多。

公开资料显示，环境探测及气象卫星均有较精确的过境时间。只要没被卫星探测到的火点就不计入火点当中。这其中的漏洞，在乡镇领导间都是不言而喻的，只要避开过境时间，火点就不会被监测到。

“有时候火烧得太大，云层一厚，卫星过境也监测不到明火。”徐风说。在村民虎视眈眈等第一把火的时候，个别乡镇顶不住压力，甚至会暗地通知村民在某一天夜晚统一烧。

无论是人工监督或卫星监测，都不是防患于未然的方法，发现火点后的处罚丝毫不能补救烧过的千顷麦田，还是要从问题根源进行“疏导”。

“不烧，豆子种不下去”是南方周末在采访过程中多次从农民口中听到的话。

为了向村民证明秸秆还田也能种黄豆，徐风所在的大店镇出资帮一部分村民免费种植。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来年村民就不再焚烧秸秆。因为除了长久以来的种植习惯造成的心理抗拒外，无利可图是多数农民焚烧秸秆的直接原因。

以宿州市为例，2015年全市财政共拿出8000万元用做农机补贴，以加快农业机械的更新换代，希望能做到秸秆还田。以一台8000元的灭茬机为例，市级财政每台补贴1000元，县级财政每台补贴2500元，再加上国家补贴600元，最后个人只需付3900元。

然而由于农村散户太多，在农闲时间，多数农民都外出打工，大型农机具的投资性价比并不高，农户一般不会购买。农机补贴并没有对禁烧带来什么实际的作用。

以邻近的淮北市濉溪县南坪镇为例，镇里给每亩地禁烧补贴35元，然而实际补贴到各村民手里的只有每亩地20元的灭茬费，中间部分被各村当做禁烧劳务费扣除了。

虽然政府财政补贴秸秆还田，不会增加收割成本，但在村民看来，这一步骤却会将种植过程变得更加费时费力，所以多有抵触情绪。即便如此，政府也只能强力推行秸秆还田，2015年要求还田率达到80%。

除了秸秆还田，秸秆发电也是秸秆利用的另一个出路。

“秸秆电厂本身不是为了禁烧而建，早在禁烧之前，是作为新能源项目被投资建设，目前只是在为禁烧分担一些压力。”安徽省能源局新能源处一负责人介绍。

目前安徽省内已建设的秸秆电厂共计20座，多分布在皖北沿淮粮食主产区。2015年全省农作物秸秆总数在4500万吨，而省内秸秆电厂年计划消耗162万吨农作物秸秆，消耗比例不到百分之四。

坐落在宿州市的华电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华电”）是该市秸秆发电的主力，采购部梁经理近两个月一直在为夏季秸秆收购忙碌着。

2015年华电收到了来自区政府740万的财政补贴，按上报的秸秆消耗量并通过争取拿到了80%的预拨款，然而即便有国家补贴和省里财政的支持，亏损的阴霾仍旧笼罩着秸秆电厂。

梁经理给南方周末算了一笔账，50公里内，一吨秸秆的运输成本在70元至100元，一吨秸秆收购价在220至420元。4亩地产出一吨秸秆，2公斤发一度电，按上网电价一度0.75元卖给国家电网，一吨秸秆收益也就在375元。所以单纯的秸秆发电其实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即便不赚钱，发电厂也要接收秸秆。据了解，华电的夏季秸秆收购量仍在增加，从2013年午季的5万吨递增到2015年的8万吨，这意味着电厂付出更多的财力来填补秸秆发电造成的亏损。

安徽省财政厅2015年拿出5977万元对省内16座符合要求的生物质电厂进行秸秆发电财政奖补，而这部分补贴实在只能缓解电厂很小的压力，更多是一种鼓励。

地级市电厂发电的装机规模决定了有限的秸秆消耗量，电厂亏损，收购秸秆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农村留守的老弱妇孺来说，将秸秆运输到收购站费时费力，还没有可观的利润，用最便捷省力的方法焚烧处理秸秆才是上乘之选。

“禁烧的根源在于解决豆子怎么种和秸秆怎么用。”主持了一场夏季禁烧工作后的徐风俨然成了秸秆禁烧的行家，从各类数据到禁烧难点，他分析起来头头是道。

在他138天的任期内，为解决秸秆出路，曾利用大店镇现有的200亩工业园进行招商，投资了一家有专利有技术的板材厂，建成后有望消耗大量的秸秆。然而随着他的下马，新一任领导班子又会有新的举措，板材厂的落成也变得遥遥无期。

乡镇领导的频繁更换严重打消了干部的积极性，往往是屁股刚刚坐热就被调离，这种人走茶凉的局面并不利于地方工作的持续开展。在徐眼里，对一个地方的深入调研，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是基层干部要考虑的问题。禁烧不单单只是禁烧。

8月，夏季秸秆综合禁烧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再过几个月，秋季禁烧战斗又要打响了。秸秆焚烧禁而不止，其实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一种畸形表现，劳动力转移，种植观念落后，农机具更新换代慢，无法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种植。单靠堵和罚，并不能杜绝焚烧现象的发生。

“从长远来看，加大土地流转力度，扩大机械化作业面积，是解决秸秆焚烧问题的根本。”不过徐风表示这种土地流转也有难度，现在的散户平均一家有20到30亩地，一亩地一千多块钱的流转费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不过，“如果有一天，农民都能从秸秆中获得可观的利润，那他也就不会再烧了。”

来源：南方周末  特约撰稿  蔡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