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网：立家风 正党风 树社风 带民风(图)
编者按
家风是一种潜在无形的力量。家风背后，折射的是社风民风，反映了党风政风。家风正，则党风端、民风纯。
天津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家庭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连日来，50万干部群众踊跃参观《家风耀中华》展览，创下天津博物馆新馆开馆以来参观人数之最。市妇联在连续三年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的基础上，今年又联合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文明办在广大机关干部中深入开展“树清廉家风创最美家庭”主题系列活动，组织党员干部讲家风、晒家训，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清廉家风建设中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以家风正党风、树社风、带民风，助力“海河号”扬帆远航。
昨天，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文明办、市档案局(馆)、市党史办、市妇联、市社科院、天津日报社、天津博物馆等联合主办“家风耀中华”——党风、民风与家风座谈会，共叙优良家风史话，共商家风文明传承。
培育良好家风子女教育更成功
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原会长徐惟诚
中国人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说，成功人的家庭很难成功下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成功之前家庭有许多好的做法，但成功之后条件变了，好的做法维持不下去。比如从穷人变成有钱人，艰苦奋斗勤俭之风难以坚持，因此出现种种问题。
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是个别的人富裕起来，而是大家都富裕起来了，这时候怎么办？不是少数家庭要怎样对待变化，而是整个社会要思考如何继承勤俭谦虚、不断奋斗的品质，如果继承不下去，我们的民族不可能持续兴旺发达。
在实际生活中，党风、民风和家风是互为支撑，甚至是融为一体的，其中家风往往起着基础性作用，这不仅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且从人的一生看，家风影响往往贯穿终身。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扣好第一粒扣子，家风往往就是这第一粒扣子。
现在大家都重视家庭教育，父母都希望子女成才、成功，实际上家庭教育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子女学会做人，而不是知识的传授。
许多家风家训都把“忠厚传家”“勤俭持家”“读书兴家”“诚信立家”作为主要内容。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把握住了“希望后代能够在社会上更好地立足”这个要点，所有的父母都希望后代生活得好。但是后代终究要离开前人的照护，独立创造自己的生活，命运终究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前人包办代替不了。真为子女的前途着想，就要自觉培养他们独立生活、融入社会的能力，而不是事事呵护。
家风不是说教，更不是没完没了的唠叨，而是一种由行动构成的氛围。父母天天打麻将，不可能指望子女热爱学习。想要形成什么样的家风，首先自己就那样做起来，并且坚持长期做下去。
家风的形成是有规律的，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例如，优良家风的形成必须为每一位家庭成员提供按照家风的要求实践的机会，实践了就得到认同、得到鼓励，感到有收获，感到愉快，长此以往形成习惯。
培育良好的家风需要做、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有许多优秀的家庭、成功的经验需要弘扬、需要总结、需要推广，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受益的将是整个社会。
家风建设集中体现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价值观
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原副局长薛庆超
家风建设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重视家风建设，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坚持真理，团结同志，经常拿出自己北京大学教授的工资资助生活困难的同志、老师和学生。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后英勇就义。当时，一位目击者在《李大钊殉难目睹记》中记载：“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毅然延颈就环。”这就是李大钊，“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
家风建设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人生观。重视家风建设，就是要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不谋私利。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任总理，一些亲友故旧纷纷找来，希望谋取一些好处。周恩来专门定下“十条家规”，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要严以律己、以身作则。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从来没给孩子讲过自己职务高低。他调往中央时，一个女儿问：“在四川的时候，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你是什么呀？”邓小平回答：“脚掌。”他绝不让孩子们沾染丝毫特权思想。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家风。
家风建设体现着共产党人的权力观。重视家风建设，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任何时候都不以权谋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侄子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按照军龄、资历、入学前职务，应授上尉军衔。彭德怀却要求“哈军工”授予侄子中尉军衔。他对侄子说：“了解你的人，知道你是凭本事当上上尉的；可是不了解你的人，一定以为你是靠彭德怀的关系才有这个军衔的。全军近百万干部都要授予军衔，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就是“彭大将军”的家风，立党为公，无私无畏。
家风建设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习仲勋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家教严格，家风淳朴。2001年10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曾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总结概括这位革命家的家风：“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识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收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下几点，一是学父亲做人，二是学父亲做事，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全心为公无求己利
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德
说起家风，从伯父的一生看来，就是全心为公，无求己利。伯父把全身心的精力、智慧、勇气，以至于健康、生命都献给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没有一点个人的考虑和追求。从小常常听他对我们讲，我这几十年的革命，随时准备牺牲，活到现在就是一个幸存者，因为有很多战友、同志、朋友在这几十年革命历程中牺牲了，我们不能忘了他们。所以伯父也一再教育我们，不管做什么事要全心全意为国家、人民利益着想，不能为个人利益着想。
这些也表现在伯父的生活中。他穿衣总是外面很整洁，因为要树立形象，里面却是缝缝补补，26年来皮鞋只有两双，吃东西也绝对不吃山珍海味，检查工作时，有的单位安排大席，他就罢宴。到公园要买票，看戏要买票，坐车虽是公家的车，但要是私事就记公里数，月底交钱。
对于夫人邓颖超的要求也是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安排工作的时候，伯母应该做某一部的部长，伯父说只要我在政府工作，邓颖超不允许在政府，就安排伯母做了全国妇联的副主席。有时候出差，伯母跟他同行，只要是跟妇联工作没有关系，伯母都是自费，绝对不沾伯父的光。
对于自己的兄弟也是这样。我父亲是伯父的三弟，伯父是老大，二伯父1944年过世。二伯母和堂兄原来住在北京，所在单位外迁到河南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跟着走。现在二伯母和堂兄都过世了，后代就是河南普通百姓，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父亲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党的外围工作，没有正式参加工作。北京解放后，父亲到北京商量怎么安排工作，伯父说，你的工作不能由我安排，而是由组织安排。伯父还找到父亲的领导，说给父亲安排的职位要低、待遇要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不能有裙带关系，更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安排高官厚禄。
为什么我能在伯父身边生活，就是父亲的职位太低、房子太小，我们家住不下，所以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到了伯父家里，但也是一个小房子，非常简朴。
对于后代的教育也是这样，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你们现在是普通学生，长大以后就是普通劳动者，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自己奋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重。”我初中毕业时，因为看到当时全国文盲比例太大，所以毅然报考师范学校，毕业后选择在农村当教师，就是因为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
“不管做什么，都是为国家考虑”。伯父一生就是这么做的，他13岁时，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他何止为中华崛起读书，他的一辈子都是在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
张伯苓之孙张元龙
家风离不开社会风气和当地民风的熏陶，离不开家长的修养和见识，离不开成员们受到教育水平的影响。
祖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南开学校服务了近五十年。他在教育生涯的体会自然影响到我们的大家庭里来。比如南开校训“允公允能”，翻译到家里就是“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比如南开精神，一曰使命感，他在东北对张学良说，“中国不亡有我在！”激起张学良爱国热情。二曰奉献和担当，南开作为一个私立学校，即最早发现、最早揭露日本侵略野心，以致1937年南开惨遭日军轰炸、掠夺和占领。三曰忠诚。南开教育学子，忠于国家，忠于信仰，忠于朋友，忠于家庭。抗战胜利后，清查汉奸，汉奸名单上竟无一人是南开毕业。南开是个不出汉奸的学校。使命感、担当和忠诚被祖父自豪地灌输进我们的脑袋里，教育往往是在细节和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
最近我梳理出祖父两句话作为我们家人共勉的训句，那就是：“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南开是私立学校，全靠社会捐资而成，最终回归了社会，他身后竟无一分存款。他说把财产留给子孙，可能会造成懒惰和风险，留下德行在社会，子孙受用无穷。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留德不留财；达则兼济天下，私立非私有。这是中华民族家风建设中的智慧之言。多年来，我受到社会各界的信任和关照，足以证明了“留德不留财”这句话的分量。
曾子说，若成大事，要先齐家、修身、正心。正心就是明确正确方向。我以为我们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和友善做起。一个家庭的诚信和友善就是成员的信用等级，他得到的是低的交易成本和高效率的服务。社会中，大部分家庭都是有诚信和友善的信用等级，我们和谐社会和中国梦就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让我们为这个心中的目标都尽一份力。
做官即不许发财
吉鸿昌外孙女郑吉安
做官不许发财是父辈留给外祖父的家风，而他也把这一家风传给子孙后代，并将为国为民的信仰融入到家风的传承中。
那是外祖父的父亲病重时把他叫回家，叮嘱他，你在外当兵打仗，记住了，做了官可不要发财，咱当兵是为了报国，为老百姓做事的。外祖父把这几个字牢牢记在心中，并把它作为座右铭。在当团长的那一年，他把“做官即不许发财”这七个大字刻在碗上，刻了大约五百只，发给全团官兵，就是提醒大家做官不能发财，发财就要砸饭碗。
家训的劝勉也让外祖父戎马十几载始终秉承着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1932年，外祖父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日寇大举入侵，于1933年5月毅然北上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投身抗战，一举收复察哈尔大片失地。1934年11月，外祖父在天津法租界秘密开会时不幸被捕，虽然党龄只有两年，但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让他跟共产党脱离关系，外祖父始终没有妥协。外祖父牺牲后，在给他穿衣服时发现口袋里有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不要厚殓”，就是不要厚葬的意思，外祖母看完以后，当时就晕过去了。他为了抗日，为了地下党的工作，不惜毁家纾难，一次交党费六万大洋，用来给抗日同盟军买枪支弹药，但是自己死后都不要厚葬。生死关头，依然恪守做官即不许发财的信念。他用自己的行动以身许党、以身许国，践行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外祖父坚守为国为民的信仰，成为我们后代眼中最荣耀的家风。外祖父的故事也让我从小就有参军报国的愿望，像外祖父那样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我所在的解放军天津疗养院，每年资金流水十几亿元，在分管财务工作期间，严格自律，确保每一笔钱都花在“阳光”下。儿时，自己并不太理解外祖父那个碗上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现在那个碗、那几个字在我心里已经成为了一把尺子，衡量自己在工作上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
我母亲常对我说：无论做人还是做事一定要像外祖父那样，不管你在哪个岗位，特别要强调道德的自律，要牢记为国为民，不能因为做官考虑自己发财。
一生坚持教育报国信念的母亲，虽已耄耋之年但仍坚持在天津市多所大中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如今我的女儿也传承外祖母教育理念，积极参加团中央西部支教团，赴甘肃定西支教。其实这就是家风的影响，除了听长辈们给我们讲述以外，很多是用行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继承烈士遗志传承文明家风
全国“最美家庭”代表北辰区霞光里社区居民辛树萍
我的母亲王如意是烈士遗孀，今年已经103岁，生活仍能基本自理，这主要源于她自强、自立、自爱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
父母亲1936年结婚，婚后感情融洽。1938年，父亲瞒着母亲和家人，参加了八路军，并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9月，父亲被叛徒劫持杀害，壮烈牺牲。
我是烈士的遗腹女。父亲牺牲后的“五期”祭日正是我出生的第三天。当时母亲强忍悲痛，不顾家人劝阻，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拉着比我大五岁的姐姐到父亲的坟前，向父亲发誓一定要完成父亲生前经常与她讲的遗言：“我是八路军，今天能回来，说不定明天就回不来了(指牺牲)，万一我回不来，今后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一定要让他们上学，为祖国效力。”
为了完成这个遗愿，母亲受尽艰辛和苦难，夜以继日地用自己的双手承担了养家糊口和培养我们姐妹的重担。在母亲的支持和鼓励下，我们姐妹俩先后考上当时的天津化工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
母亲自强自立的精神也传给了我们下一代。如今，我们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培养出6个大学生、2个研究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着突出贡献。
人人爱大家小家更幸福
全国“最美家庭”代表红桥区佳园北里社区居民赵永华
1993年，我和老伴儿双下岗，一家六口人仅依靠老伴儿每月400元生活费维持生活。以感恩的心谢辞了政府的低保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家难，有的家比我们家还难。”夫妻拾捡些破烂儿卖掉添补日子，乐呵呵的，日子越过越好。与此同时，我们一家人主动创建起“家庭按月度按对口计划捐款”捐助方式。23年来，从每月10元、20元不断增加，至今共捐款200690元。小孙女在上小学六年间从不买零食、不买玩具、不与同学攀比吃穿，利用积攒的零花钱、压岁钱捐款共12563元。一家人用实际行动传承着“紧紧自己，帮帮别人”的好家风。
父母相继辞世后，夫妻俩商量着再认养一两位困难孤老，创建组成“超越血缘关系社区新型家庭”，给孤老人一个家。20年来，我们陆续认领赡养照料14位困难老人和2位重病残疾人。已为其中8位老人和2位重残疾人养老送终与安葬。
生活有穷富，做人可不能不懂感恩，不能不懂节俭，不能不懂孝道，这就是我家家规家教。我们教育子女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国是大家，家是小家；人人爱大家，小家更幸福”。(北方网编辑曲璐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