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居民“腰包”：哪里收入高 不能光看平均数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新常态下，发挥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尤为重要。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近年来我国百姓居民收入总体增长较快，但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改观，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渠道不多，收入增长较慢，扩大消费还有不少障碍。
增收入、鼓腰包，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有哪些期盼？从“模仿型排浪式”到“个性化多样化”，人们对扩大消费有哪些诉求？释放消费潜力，让老百姓放心花钱，需要哪些政策精准发力？从今日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新常态 新消费”，尝试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编者
新常态下，我国消费从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步入“个性化、多样化”的新阶段。推动这个转变的是中等收入群体，引领消费新常态的也是中等收入群体。北京青年白领方芳给自己算算账——
工资涨幅能否跑赢物价
岁末年初，方芳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她在北京某公司做财务，最近赶上年终决算和年初预算，忙得不可开交。
在国贸附近上班、每年10天带薪年假……在亲朋好友眼中，名牌大学毕业的方芳有一份体面的、令人羡慕的工作。但谈及工资收入，方芳却“满腹委屈”：“工作3年没有攒下几个钱，我是名副其实的‘年光族’。”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日益凸显。“可是，如果收入不增加，或者增加的收入还没物价涨得多，谈何拉动消费呢？”方芳说。
“3年来，工资虽然一直在涨，但相对来说增加得太慢了。”方芳仔细对比工资单，她的税前工资从5000元出头涨到6000多元，每年涨幅大概在5%左右。但由于工资基数小，5%的涨幅只有几百元，和公司高管10%—20%的涨幅相比，差距十足。“不夸张地说，公司中层每年的工资涨幅相当于我2个月工资。”
尽管2014年官方公布的CPI涨幅较前几年低一些，但方芳感觉生活压力依然不小。“工资涨得慢，物价却一直在涨，基本生活成本一直在增加，涨的那点工资也完全被涨的物价给‘消化’了。”
在方芳的记账小本上，有几项开销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房租1800元、餐饮开销1000元、交通费300元、通讯费100元。“这些固定支出已经花掉3000多元，每个月工资到手也就4000元，自己再怎么节省，也会有一些人情往来，比如参加婚礼、请朋友吃饭等，算下来，每月所剩无几。”
“工资用起来紧巴巴的，我感觉自己离政府文件里提的拉动消费还有好远，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是能省就省。”在工作中和数字打交道，生活中的方芳也是精打细算。“在中央商务区吃饭最让我头疼，高端餐饮多，大众消费少，楼下的盒饭套餐已经从十几元涨到二十几元了，但相比动辄几百元的大餐厅，也只能接受。商场里的衣服一直在涨价，打完5折还是觉得贵，平时都是去淘宝货比三家，能省一点是一点。”
“为了降低生活成本，我跟几个人合租住在东五环外的一个小房子里，每天早晨挤完公交挤地铁。”方芳说，最近地铁涨价之后，交通成本又提高了，每天往返要花10多元。“我已经开始考虑乘公交车上班了，虽然要倒一趟车，但每天节省几元钱，每个月算下来也能省一笔。”
新常态下，我国消费从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步入“个性化、多样化”的新阶段。推动这个转变的主力军是中等收入群体，引领未来消费市场新常态的也是中等收入群体。然而，由于中等收入群体增收缓慢，又面临着买房、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生活负担，实现消费升级阻力不小。
方芳满怀期待：“新一年开始了，国家一直在倡导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希望物价涨得慢一些，工资涨得快一些。兜里有了钱，消费起来才有底气。”
新常态下，扩大消费就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初次收入分配和二次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深圳务工农民李德栋掂了掂腰包——
打工收入为啥不够用
“经常听到新闻里说居民平均收入又增长不少，可为啥自己很难感受到变化？”35岁的李德栋，是深圳某床垫加工厂的一名布料裁剪技术工。2010年他从河北老家来到这个厂子，已经干了近5年。
5年来，李德栋的工资相当“稳定”：5年前每月工资3000多元，现在还是3000多元。可这份工资的含金量已完全不同：5年前，每月3000元的工资，在老家听起来是一个大数目，每次过年回家，都会“放开手”采购一大批年货；现在，3000元的工资，吸引力已经不大。“农忙时在老家的农业合作社做帮工，每天都能挣两三百元呢。”
“虽然生活在大城市，但日常消费方面跟城里人还有不小差距。”李德栋说，身边不少城里的朋友，每到周末就相约去看电影、下馆子，每年还能休假外出旅游，生活很精彩、很洒脱。“做梦都想过上和他们一样的日子。”
李德栋为什么不愿尝试这些消费？
肩挑养家重担，生活成本高。“大儿子到了结婚的年纪，置办起来需要不少钱。小女儿正在读高中，也是花钱的时候。妻子虽然在老家打工赚点钱，但大部分还是靠我的收入来维持家用。”李德栋说。
更重要的是还要为养老存钱。“现在年轻干得动，每个月能有稳定的收入。可将来哪天干不动了，工厂肯定也就不发钱了，衣食住行就只能靠手头上的存款。”李德栋说。
“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对生活也有新想法，最迫切的还是希望收入能再涨一涨。”李德栋说。收入提高了，才能和家人一起更好地在城里享受生活。
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高收入群体虽然收入高，但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新增消费支出占新增收入的比例趋于下降。相比而言，低收入群体消费愿望较强。扩消费，需要在他们身上下功夫。
新常态下，扩大消费就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初次收入分配和二次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千方百计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李德栋看来，涨工资不能只靠企业主动，还要发挥工人的主动性。“新年又开始了，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提供更多职业培训，让进城务工人员掌握更多‘值钱’的技能，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避免涨工资成为空谈，这会来得更实在。”
新常态下，农村仍是扩大消费的“富矿”。撬动农村市场，关键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释放消费潜力，让农村消费活起来。四川眉山东坡区大定桥村村民何晓英盼了又盼——
农民手头何时更宽裕
何晓英是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大定桥村9组的村民。从2000年到2014年，何晓英的收入渠道发生了3次变化，收入水平却没有实现“三级跳”。
十几年前，何晓英在广州打工，后来又返乡务农。去年秋天，她瞅准机会，和村民成立了草莓合作社。“以前在城里打工的时候，每个月能挣4000元，现在成立了合作社，只有投入，还没有产出。”
“从城里返乡，正是看准了国家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政策利好，为了能有更多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啊！”何晓英说。
从统计数据看，2014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8527元，实际增长9.7%，不仅跑赢了CPI涨幅，更是跑赢了GDP增速。但在何晓英看来，增加收入的道路并没有那么顺畅。
何晓英说，农业生产见效慢，成立草莓合作社后一直在投入，申请贷款批不下来，启动资金全是找亲戚朋友借来的。合作社刚成立，何晓英就在农田水利设施上吃了大亏。本来在地里培育草莓苗，但是接连下雨，田里的水排不出去，最后100亩的苗只成活了30亩。“30亩的草莓即使都卖完了，也补不了70亩的损失。”何晓英叹着气说。
后来，合作社想发展新品种，又吃了对方的亏。“供应商在外地，要求先打款再发货。由于时间紧，我们只好把四处借来的7万多元汇给了对方。但收到草莓苗后，我们傻了眼，由于温度太高，一些苗已经死掉了。”
“生产投入一直大于收入，生活上也不敢追求什么消费，每个月想的都是租用工人的工资怎么办，借亲戚朋友的钱怎么还。”何晓英说，“去年最满意的消费是买了一个微波炉。平时忙起来顾不上做饭，现在用微波炉加热一下，感觉方便了不少。”
“收入比以前在城里打工时少了，但我心里感觉还是有奔头的。赶上了好政策，合作社经营得到政府支持，也许很快就能有收入进账了。”何晓英说。
新常态下，农村仍是扩大消费的“富矿”。作为消费市场的一片“蓝海”，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广阔，挖掘农民这个最大群体的消费潜力，可以更好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撬动农村市场，关键在于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
如今，电商在农村的“跑马圈地”已如火如荼，农村流通市场、消费市场也将呈现出更多新景象。展望新一年，何晓英说：“最希望草莓大棚的生产走上正轨。手头宽裕了，我才能舒舒坦坦地消费。”